2008年2月，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这部著作由北京昔日的下乡知青侯隽倾力组织编纂。此书的顾问团汇聚了曾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女士、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先生，以及原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顾洪章先生等重量级人物。书中以知青运动的历史回顾、亲历者的深情追忆和真挚感受为切入点，全面且客观地勾勒出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貌。当然，借助此书，广大读者得以一窥当年无数知青对“人民总理”周恩来所怀有的无上崇敬与深切眷恋。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历时27载。无论是探索阶段的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前期有组织的安置工作，抑或是“文革”期间这一运动遭受扭曲之际，周恩来总理始终如一，深切关怀知青上山下乡事业。他多次强调，中央各部门及各级党政机构必须对上山下乡的知青实施“国家关怀，责任到人”。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心系知青福祉，为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倾注了无尽的心血。

顺势引导，垦荒至插队。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除能在城市升学或就业者外，均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农村，参与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人口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居住在农村，若农业不发展，工业发展亦将受限。前往农场工作，既是必要，亦是一份光荣。”

“正是周总理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段话，让我下定决心向党组织提出前往边疆开垦荒地的申请，使我成为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十多个省市也纷纷组建了超过50批的青年垦荒队。

“逐步锻炼成为既具有政治觉悟又拥有丰富文化知识的集体农民，并在将我国建设成为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贡献出更多、更大的力量。”此言一出，上海立刻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积极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旨在发展生产、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城市过剩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目标而行动的，因此，这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周恩来总理还将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1963年7月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在未来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投身农业生产，是促进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项重大举措。1965年2月26日，他再次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是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我们应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直至消除“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出发，认真对待这项工作，要有远见卓识，做好长期规划。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安置机构，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国家整体规划，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知青安置的具体方向。

“今后的安置应以插队为主，其次是农、林、牧、渔场的安置。要勤俭创业，节约开支。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考虑插队，其次是农场，最后是新建或扩建农场。这样投资少，成效显著。”调整安置方向后，插队比例迅速上升，至1966年已超过7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引领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得以稳妥推进。为确保不断积累经验、及时解决问题，各级相关机构频繁举办研讨会。在“文革”之前，全国性会议共举行八次，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四次。他的一系列指示，全面涵盖了知青工作的各个环节，从组织干部带队到保障精神文化生活，从帮助有背景问题的知青缓解思想压力到坚决惩治侮辱知青的违法行为等。这些措施对于激发各方面，尤其是知青们的积极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5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和省市代表时强调：下乡的知青们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召唤，我们理应关心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后代，那么又有谁能关心呢？国家正是由我们这样的人在服务的。我们必须指引他们，明确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监督他们，直至最后。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国家关怀，责任到人。我们必须如此，才能让他们安心。若出现错误，我们应及时纠正；若出现偏差，我们应主动调整；若关心不足，我们应加强关注；若遗留问题未解，我们应负责解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接下来的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内安心扎根，成长为优秀的农村知识分子，进而成为既能劳动又有知识的劳动者，实现知识与劳动的结合。

根据官方数据，在“文革”爆发之前，已有约130万知青选择在农村扎根。彼时，周恩来同志满怀激情地表示：“如今，百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和山区，其中大多数已经稳固下来，这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回忆起毛主席当年指挥百万大军南下，解放了整个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文化部能否制作一部规模宏大的纪录片，题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尽管这部影片因“文革”的爆发而未能最终完成，但五十年代，周恩来同志曾推荐的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豫剧《朝阳沟》已成为了经典，至今仍广为流传。

“务必做好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我国迎来了最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即便身处工作最为繁重的阶段，周恩来总理依然倾注了比以往更为充沛的热情与精力，亲自指导知青工作。

“当我们见到周总理那既疲惫又亲切的面容时，内心倍感温暖。”当他们把报告递交给周总理时，他们坚信，“总理定会像父母般为我们妥善安排。”他们焦急地等待，度日如年，终于，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群众欢送下乡知青。

北京红卫兵的率先响应，引领全国掀起了一股城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与工农阶级紧密结合的狂潮，令负责上山下乡安置的部门和接受安置的地区措手不及。截至1968年10月25日，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提交了高中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初步计划，预计当年及次年春季前将有208.3万人奔赴农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转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属必要”，这一言论进一步激发了上山下乡的热潮。1969年1月和2月，共有155.6万人选择下乡定居。年底统计，全国共有267.38万人加入下乡队伍。当然，在这批知青中，既有怀揣理想主义的，也有随波逐流的，有自愿的，也有不那么情愿的，因为在当时，他们基本上别无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时期，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能够以身作则，这往往成为了开启新局面的关键。在中央领导层面，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和侄女分别前往延安和内蒙古。董必武的小儿子在初次下乡时遭到诬陷并被关押，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得以释放。回家后，董必武又为他安排了另一个地方插队落户。1974年，华国锋副总理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步行到小女儿的学校参加家长座谈会。在会上，他发言阐述了上山下乡的意义，并公开表示将坚决支持女儿下乡。当老师和家长们认出华国锋副总理的身份时，整个学校为之轰动。该校的那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因此心情舒畅地踏上了下乡的路途。

1969年伊始，北京共有超过两万六千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前往延安地区的农村进行插队生活，其中就包括了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到了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对北京市的负责人下达指示，强调指出：前往延安插队的青年们分散于一千六百个大队之中，因此需要派遣一千六百名干部，确保每位干部都分配到相应的大队，并且必须挑选出优秀的干部担任此任。干部们启程之际，周恩来总理又特别指示，要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这一消息，旨在唤起全党的广泛关注。

在1969年，我国庆祝建国二十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314名下乡知青代表齐聚北京，共同见证这一盛事。其中，30名代表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襄盛举，与首都人民共庆佳节。周恩来总理特地安排他们入住中南海。在观礼的前一晚，周恩来总理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后，与邓颖超同志一同前往知青代表的住处进行探望。当时，代表们均已入睡。翌日清晨，当代表们得知此事，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自责因睡得太沉而未能及时表达感激之情。

1970年3月10日，周总理作出决策，以国务院的名义，于北京举办“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中央及北京市的领导，陕西省、延安地区及各县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八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会所形成的三项文件均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对外发布。3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所有与会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开始前，他首先向与会者宣读了《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9月23日，延安各界人士向毛泽东主席致以祝贺，毛泽东主席于10月26日回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随后，周恩来总理围绕《复电》的精神，通过具体且生动的实例，向与会者讲述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发扬革命传统，对延安的知青工作提出了诸多具体指导意见。

本次会议对于延安知青工作的推进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并且对全国知青工作的开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根据延安地区相关部门的不完整统计，截至1971年10月，在北京插队的知青中，有552名青年在延安的抢险救灾行动中表现出了英勇的见义勇为精神；3130名知青担任了学习辅导员的职务；763名知青投身于民办教师的工作；118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68人成为了共青团的一员；3360人被评为积极分子；2374人担任了社、队基层的干部职务；267人成为了“赤脚医生”；6500人被分配至工交财贸战线工作。1996年9月，有人对在北京工作的延安知青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其中担任司、局级以上干部或拥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共有500余人。在这群人中，习近平和王岐山在2012年底的党的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直言不讳，百万知青投身上山下乡，种种问题随之而来，其中一些甚至演变成严重状况。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既有时代大背景的深刻影响，也有基层单位安置不当，甚至有违反中央政策的行径。挪用上级拨付的安置资金和物资、同工不同酬、口粮不足以及侮辱女知青等现象尤为常见。因此，无论是知青本人还是其家长，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抱有不满情绪。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为解决这些问题，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的基层小学教师兼下乡知识青年的家长李庆霖，致信于毛主席，诚挚地汇报了部分知青在插队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亲笔致信李庆霖同志：“李庆霖同志：特此奉上30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类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颇为常见，我将统筹安排，予以妥善解决。”

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复信精神。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必须确保这项工作得以妥善完成，绝不能再让主席为此分心。”在会议中，周恩来耐心地倾听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详细汇报，对知青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负责知青工作的部门被称为“国家计委劳动局下乡安置组”。在此次会议上，为了强化领导力量，周恩来指示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该机构于同年10月正式挂牌并开始办公。

6月8日晚，周恩来在外宾会见结束后，不顾劳累，亲自执笔起草文件，并亲笔给毛泽东主席撰写报告。10日，经过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公布毛泽东主席的复信以及李庆霖同志致毛主席的信件，并附上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深入学习毛主席致李庆霖同志信的通知》。中央明确要求，该文件需印发至公社、街道等各级党委，并确保传达至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广大人民群众。

6月20日至8月7日，应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召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即便身患重病，周恩来总理依然坚持听取汇报，亲自主持并修订会议文件。这次会议，也成为他最后一次参与关于知青议题的讨论。8月4日，经过毛泽东主席的审阅，中共中央将国务院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转发全国。该文件随即被分发至公社、街道等各级党委，并传达至所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广大民众。本次会议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回顾总结了近年来的情况，并对知青下乡、管理以及返城等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周恩来与青年对话。

在全面统筹解决各项具体问题时，周恩来尤为操心，其考虑之周全细致无遗，涉及领域涵盖生产、生活、学习、卫生保健等多个方面，甚至连女青年在农田劳作时如厕等细节也不曾遗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1973年6月至8月的那次全国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将云南省委及昆明军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违规执行上山下乡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和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印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要求他们各自返回本省，对当地生产建设兵团、公社生产队及国营农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查。他强调，必须按照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规定，对相关措施进行全面彻底的执行。周恩来同时明确指示公安部，对针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各地迅速查处并严厉惩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与会代表返省后，督促各级党委派遣工作组深入基层检查知青工作，要求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周恩来在知青心中

“这正是我们当年梦想的延续。”

邢燕子、侯隽，与董加耕并称，是那一代上山下乡知青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心中，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甚至超越了亲人的位置。在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邢燕子感慨万分，表示二十余年来，每当提及总理的名字，心中便不禁悲痛难抑，以至于泪流满面。侯隽也深有同感：“若父母离世二十余年，恐怕再提及时也不会总是泪如泉涌。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何，甚至无人敢在我面前提及总理，一旦提起，我便感到痛彻心扉。”

“我们是为了学习雷锋精神、学习侯隽精神而去的。”

“我患的是癌症……”那一刻，侯隽如遭雷击，瞬间听不清周围的声音，直到回到宾馆才逐渐清醒，随后她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邢燕子是党组织培育的英才，而非‘四人帮’所塑造。”邢燕子曾先后三次得到胡锦涛同志的接见，并最终荣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称号。1997年，胡锦涛同志视察天津时，特地接见了侯隽，关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与她合影留念。

在《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的序言中，赵炜深情地笔触道：“这部文稿，饱含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情感”。“侯隽等同志以满腔热忱记录下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本书不仅能让读者洞悉周恩来总理从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战略高度关注农村建设，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更从这一视角出发，助力人们准确把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与董加耕、邢燕子交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过往的历史篇章。然而，我们无法否认，正是那段充满挑战的经历，塑造了无数当年的知青，使他们成为今日共和国的中坚力量。细数今日的高级领导、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企业家等各界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曾深入农村、攀登山巅的知识青年；在千百万默默耕耘、为共和国繁荣昌盛无私奉献的普通人中，同样有许多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段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已转化为宝贵的历练财富。”

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和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不断为知识青年在城镇就业创造有利条件。自1980年起，我国有计划地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尽管对于上山下乡，人们，尤其是那些曾经投身于农村的知识青年，持有各自独特的感受与见解，然而，众多知青依然深切地体会到了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细致入微的关怀。这份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与崇敬之情，将长久地镌刻在他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