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在天宝山屡次遭遇剿匪险境，历经四次生死考验，其中两位英勇救援他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最终被追认为烈士。而另一位，则与他结为连理，成为了他的妻子。

步入暮年，李作鹏时常追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心中最牵念的便是一位逝去的挚友——115师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他于抗战中英勇捐躯。他在文中倾诉道：“那一刻，我那亲密的战友、同乡离我而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怒火在胸中燃烧。我暗自发誓：务必攻克石寨，为战友、同乡，为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讨回应有的公道。”

上流坊、中流坊、下流坊。李作鹏居于下流坊，而刘四喜的宅邸坐落在中流坊。若将时光倒流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红军自井冈山挺进，挥师攻打吉安，那壮阔的景象便被誉为“十万工农下吉安”。面对此情此景，乡苏维埃政府迅速发出号召，敦促各村成立赤卫队与少先队。当时年仅15岁的李作鹏，因身材高大，被乡政府委以重任，担任少先队长。刘四喜亦随李作鹏一同加入少先队，继而又携手投身“扩红”运动，成为红军的一员。自此，他们并肩作战，共赴反“围剿”的战场，同历红军长征的艰辛，以及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后的奋斗历程。

刘四喜与李作鹏在红军的大家庭中，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官职也随之迅速攀升。及至抗战爆发，部队更名为八路军，李作鹏遂被擢升为115师司令部的作战科长；而刘四喜亦获提升，担任师政治部直接管辖的政治处主任。两位同乡，职位升迁相仿，携手并进，前程似锦。然而，天宝山剿匪之际，刘四喜为救李作鹏一命，却不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事需从李作鹏在天宝山剿匪过程中四次险些丧命的经历谈起。

随着1940年8月的尾声临近，115师在鲁南山区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随后，该师的直属部门转移至天宝山区，并计划在此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天宝山区位于平邑县，地形险峻，山脉连绵，道路蜿蜒曲折，树木茂密，为藏匿和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天宝山区被一位名为廉德三的民团首领所控制，其麾下拥有约两百名部下。起初，鉴于115师的强大实力，廉德三同意进行改编，并被任命为游击大队长。此外，115师还派遣了一名指导员协助其队伍的管理工作。

经过改造的天宝山民团，队员们的思想迅速开窍，纷纷站在了我军一方，进步之快令人瞩目。廉德三在山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他那成为“土皇帝”的幻想也随之破灭。然而，正当关键时刻，廉德三不幸被日本特务所诱，一时冲动，便带领部下背叛了我军，占据了天宝山。他们不仅绑架了115师的13名战士，还缴获了他们的武器。最终，这些战士被送至费县县城的日军手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天宝山彼侧，廉德三竟突然反戈一击，然而此事李作鹏全然未觉。他依旧如常，携带着两名通讯员，徒步前往天宝山区执行公务。那日，天空湛蓝，仿佛经过洗涤，白云悠然飘荡于高空，三人一踏上征程，便步入了蜿蜒的山路。行至半山腰，却遭遇了叛匪的伏击。数十名匪徒见他们仅有三人，料定逃跑无望，故未急于进攻。他们手持枪械，一边缓缓逼近，一边高声呼喊：“生擒活口，生擒活口！”言罢，便朝三人发起了猛攻。

归根结底，这三位指挥官均在沙场磨砺多年，接受了严苛的训练。面对险境，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边战边退，巧妙地借助山林中的树木和梯田的坎坎，逐级后撤。尽管敌人紧追不舍，终究不敢过分深入，最终只得作罢。如此一来，李作鹏及其同仁三人终是化险为夷。

事后，李作鹏内心震骇不已。试想，那些心急立功的土匪，巴不得将几个活口献给日军以博取主子欢心。若他们意图直接取人性命，一旦靠近便瞄准射击，不死也难免残废。此次他能侥幸逃生，简直是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幸而他们只求活口，否则他早已命丧黄泉。这次天宝山的遭遇，对李作鹏而言是首遭，最终总算是化险为夷。

廉德三与我方间的对立已公然化敌，一场激战似乎在所难免。为捍卫鲁南这片抗战阵地，115师指挥部首先积极号召民众，展开思想动员，同时集结了一支精锐部队，准备对廉德三采取行动。此外，他们特意派遣李作鹏负责处理天宝山一带的事务。

随后，李作鹏着手部署剿匪事宜。他首先调遣了师特务营前往，紧接着又将686团召回，命其在天宝山南部集结待命。同时，师政治部派遣了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协助进行群众思想动员工作，并派敌工科科长葛燕章奔赴战场，设法瓦解敌方势力。

战事一触即发，我方队伍率先朝着南大顶山寨发起了猛攻，该山寨下方便是陶峪师部的驻所。南大顶地形险峻异常，三面环以峭壁，仅有东南侧一条斜坡，且设有围墙防御，防守易守难攻。我军在夜间悄无声息地发起突袭，部分战士潜至山腰，借助梯子向寨中敌军开火。其余战士则攀爬至东南角的堡楼之下，利用悬崖作为掩护，将手榴弹投向山顶敌军。然而，敌方占据的地势太过有利，我军首轮攻势便遭遇了强烈抵抗。

战局延至午后，局势依旧未显好转。前线主力的李作鹏，决意再作一搏，遂挑选了十数名胆识过人、投掷手榴弹精准的战士，命他们仅携手榴弹，不携步枪，并将他们编成数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待火力猛烈之际，各组战士便奋勇向前，直至距敌仅二十余米处，便不断将手榴弹投向墙壁之内。此举使得敌人无处藏身，反击之力亦告衰竭。我方战士遂得以攀爬墙垣，继续深入敌后，发起攻击。

“我计划先行至前方的小山坡，尔后你们分批次跟随，保持距离稳步上山。”话音刚落，他正欲动身，刘四喜却猛地拉住他，急切地说：“我先走一步，你随后跟上。”说罢，刘四喜立刻起身，疾速向前冲去。然而，刚跑出不到五十米，便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他应声倒地，趴在原地不再动弹。此时，卫生员匆忙跑上前去救治，刚刚迈出几步，又是一声“砰”，卫生员不幸中弹，也随之倒在了地上。

目睹眼前这一幕，李作鹏迅速对众人叮嘱：“注意了，敌方狙击手正在严密监视我们，大家务必隐蔽，切勿随意走动，我们暂不宜挪动位置。”刘四喜不幸头部中弹，再也无法起身。这一刻，李作鹏心中涌起一股苦涩之情，这是他在天宝山的第二次险境，他坚信刘四喜的牺牲是为了救他。随后，在李作鹏的指挥下，我军猛烈炮击对面的山头，成功摧毁了围墙，战士们奋勇冲锋，涌入围场，攀上山顶，最终攻克了南大顶。

刘四喜离世后，其骨灰被安置于天宝山一处斜坡之上。李作鹏特地前往墓地，抵达现场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随后，该地逐渐扩建成为一座烈士陵园，其中安放着36位在激烈的天宝山战役中英勇捐躯的英灵。在这36位烈士的墓碑上，仅有刘四喜等三位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其余则仅以“天宝山战役烈士墓”字样铭记。每当清明节来临，当地的学生、周边村庄的党员以及村民们纷纷汇聚于此，共同缅怀。

攻克南大顶石寨之后，我们转战天宝山的石寨。天宝山的石寨规模远超南大顶，其面积扩大了三四倍。廉德三亲自坐镇指挥，反动势力相当猖獗，兵力逾三百。然而，他们装备简陋，手中步枪不过二十余支，主要依靠的是一些土制枪炮。李作鹏随即下令，派遣四个连队兵力进攻廉德三的巢穴。在冲锋的途中，李作鹏目睹身边的一名通讯员不幸中弹，发出一声惨叫，随即面朝上倒地。

他抬头一瞥，发现自己的左胸正在汩汩地流出鲜血。正当他欲转身之际，右侧前方突然传来一声“啪”的枪响，子弹径直射中了他。那颗子弹自右下腹部贯穿，穿过了膀胱，最终从左侧臀部逸出。这颗子弹显得颇为陈旧，制作也相当简陋，造成的伤口宽度足有半寸。周围的同伴立刻将他拉至相对安全的位置，并迅速为他进行了紧急的止血处理。

此刻，进攻的号角已然吹响，首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紧接着第二发炮弹紧随其后，硬是将敌军的防御工事炸出一个缺口，令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陷入混乱。战士们趁着手榴弹爆炸的轰鸣声，跃过围墙，向更深处挺进。战斗进展顺利，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占领了天宝山之巅。叛军主力被击溃，那些日本特务亦被当场击毙，廉德三身受重伤，逃窜至日伪军的藏身之处。李作鹏虽身负重伤，却依然坚持战斗至最后，直至被战友们抬上担架，撤离战场。

战事结束后，众人将李作鹏抬至南大顶北侧的村落，让他稍作休息，并准备些食物。他刚遭受创伤，但伤口处并无大碍。其参谋周云则坐在床边，一边与他闲聊，一边打算擦拭武器。周云正欲退出驳壳枪的子弹，却不慎失手，“砰”的一声，枪械走火。子弹从他左耳旁掠过，仅距左耳三厘米处击穿床板。此人命途多舛，竟又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这已是他在天宝山遭遇的第三次生死考验。若周云的枪口偏移再小一些，恐怕他的性命便难保，这可谓是意外中的幸运，险些救了他一命。

周云，一位颇具信用的青年，高中毕业后便投身劳动，勤奋刻苦，战斗时亦不含糊，因此众人对他并无怨言。随后，他依照既定计划，被调往冀鲁边区，担任作战股长一职。两年后，他随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周贯五并肩作战。那是一个夜晚，十点多钟，他们正急速赶往根据地，行至庆云县庆云镇的五桃木村时，突然遭遇了一百多号日伪军的包围。

周贯五首长急需保护，周云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带领四十二名勇士前往引开敌人，以便首长得以顺利脱身。当时，敌人误以为这支部队是周贯五亲自率领，遂停下脚步，欲与之一决雌雄，炮火纷纷倾注于二排阵地。子弹如同暴雨般密集，炮弹将大地炸得翻天覆地，但二排的战士们坚守阵地，寸步不退，脚下土地已被鲜血染红。敌人被困于阵地上，为首长和战友们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翌日，阳光惨淡，周云及其四十名战士英勇捐躯。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庆云镇五桃木村的乡亲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周云为保护首长安全而英勇献身的壮举。

在惊心动魄的天宝山战役中，李作鹏不幸遭遇枪弹袭击，子弹贯穿其身，百姓将其称作“爆炸弹”。子弹从右侧留下了一道细微的创口，而左侧则形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医生不得不向那硕大的空洞中填塞大量药物与纱布。由于膀胱神经受损，他只能卧床解决生理需求，而排尿变得异常艰辛。当时医疗条件极为简陋，消毒液匮乏，只得依赖盐水替代；西药消炎药无处可寻，只得依赖草药；绷带亦不足，只能将床单撕成条使用。照料他的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卫生部的干部们只能轮番照顾。上级领导下达了严令，无论如何都要将他救回。

起初，由于缺乏导尿管，众多战友目睹他的状况，心中无不忧虑，担忧他难以挺过难关。李作鹏事后亦感慨万分，那段时日对他而言实乃炼狱，整日整夜地卧床不起，连日月星辰都无法窥见，感觉时光流逝如蜗牛之爬行，此次受伤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就在这危急关头，他生命历程中再度涌现一位关键人物，将她从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位英雄正是115师卫生部的女医董其采。她医术精湛，照料无微不至，正是她的竭诚护理，让李作鹏重获新生。这位救命天使，日后更成为了李作鹏终身的伴侣。

董其采，原名董世臻，于1921年，在辽宁锦西绥中一个中医世家迎来了她的诞生。她的父亲不仅是私立中医院的掌门人，更是悬壶济世的医者，医术高明，声名远播。家境优渥，董其采自幼便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接受了优良的教育，并在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投身于医学事业。16岁那年，她成功考入天津妇婴医院的护士学校。恰逢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董其采如同众多热血青年，高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董其采毕业后，即刻投身于天津马大夫医院，医术精进迅速。彼时，天津的地下组织正秘密寻觅技艺高超的医者，意图将其秘密送往敌后的解放区，以支援八路军。董其采毅然决然向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表达了她渴望参军抗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经层层审核，组织和部队最终批准了董其采以及其他几名医护人员的参军请求。在她的安排下，董其采一行抵达了115师师部，并在师卫生部担任医生之职。

董其采投身八路军后，她由昔日繁华都市中的千金小姐，蜕变为在恶劣环境中拼搏的一员。然而，她内心深处的信念却比任何人都要坚定，工作起来更是全力以赴。为了适应战场的步伐，每当战鼓擂响，她所带领的野战救护队总是率先冲锋在前。尽管如此，战场上的医疗需求依然巨大，医护人员短缺。因此，这位医术高超的女子，肩负起培育新人的重任，毅然担任了短期医训班的教师，为各部队培训医生。

董其采，初入八路军之时，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女性战士。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她未曾置身于大战场，而是默默地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辛勤工作。然而，有一天，她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负责照料一名重伤的八路军干部李作鹏。尽管她尚处于情窦初开之年，面对护理男同志私密部位的挑战，她却毫无退缩之意。凭借着一颗强烈的责任心和卓越的医术，她将李作鹏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自此，这位男同志的命运与她的生活紧密相连，悄然改变了她未来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依照军队的惯例，团级以上资历的长征老干部享有成家的权利。有人为李作鹏介绍过文工团的女演员以及地方单位的女同志，但他均觉不甚匹配，或是觉得对方不够青睐，或是觉得自惭形秽，因而一一婉言谢绝。直至董其采的出现，她不仅救了他一命，还悉心照料，令他心生敬意。她容貌端庄，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勤劳能干，言语文明，待人真诚，瞬间让他心动不已。不久，两人便决定携手共度余生。记得那天晚上，他们仅仅炸了一条半斤重的咸鱼作为加餐，便算是举办了喜宴，正式结为夫妻。那年，董其采才二十岁。

自那时起，李作鹏与董其采夫妇二人，尽管丈夫比妻子年长七岁，历经人生的高峰与低谷，但他们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时逢顺境还是遭遇困境，不论经济拮据或是生活宽裕，他们始终如一，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整整六十载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