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清廷地方权力体系迎来结构性变革。此时全国十五位巡抚已悉数由汉人执掌，且逐渐形成由"湘淮系主导"的地方军政格局。这一权力嬗变源于双重推力：一是太平天国战争催生的军功授职机制，湘淮将领如李鸿章、曾国荃等皆以战功擢升封疆；二是边疆危机下的权宜之策，清廷为应对新疆等边疆危机，不得不赋予左宗棠等湘淮系大臣实权，以换取其对中央政权的支持。此时巡抚职权呈现"武转文"的过渡特征，既保留绿营节制权，又逐步涉足洋务、漕运等文治领域，为1884年新疆建省后的文官巡抚制度奠定基础。这种"以汉制汉"的策略调整，实为清廷在中央权威衰落背景下对地方实力派的妥协，标志着延续二百年的满汉权力平衡机制就此倾覆。

以下人物参考《清代职官年表》

山东巡抚 阎敬铭，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他以"铁面理财"著称，任内推行"删浮费，核名实"的财政改革，仅半年即追缴漕运亏空白银四十余万两，成效显著。时值捻军活动频繁，阎敬铭一面整饬吏治，一面统筹粮饷，全力配合僧格林沁的军事围剿，确保前线军需供应无虞。其务实作风获清廷认可，因而获得清廷留任，并为其日后升任户部尚书埋下伏笔。

山西巡抚 沈桂芬，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晚清洋务派核心成员。其主政期间率先在内陆省份推行洋务改革，设立山西机器局仿制西洋枪炮，创办令德堂培养新式人才，推行厘金改制充实军饷，史称"三晋新政"。其政策兼具务实性与前瞻性，为李鸿章等后续改革者提供范本。1870年擢升军机大臣后，更以"清慎勤"的为官之道成为汉臣集团的领袖级人物，与恭亲王奕䜣共同推动同光新政。梁启超评其"开北省风气之先，立中兴实务之基"。

河南巡抚 张之万，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状元及第，咸丰帝驾崩后，其审时度势，转依附于慈禧太后、恭亲王等人。其主政期间针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推行"坚壁清野"策略以困敌制胜，并与僧格林沁部协同作战。1864年临颍一役中，其亲督豫军截击张宗禹部后勤车队，为清军赢得决定性胜利奠定基础。因战功显赫，清廷于1865年擢其为漕运总督，委以运河防务重任。

江苏巡抚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淮军创始人。他于1864年指挥淮军会攻天京，战后全面掌控江苏军政。任内推行"清源固本"之策：整饬吏治，革除漕运浮收、盐政中饱等积弊；同时积极倡导洋务，筹建近代军工体系，网罗徐寿、华蘅芳等技术人才，为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奠定基础。

安徽巡抚 乔松年，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其驻节临淮期间，大力整饬防务，与布政使英翰协同僧格林沁骑兵实施"三面合围"战术，在雉河集战役中全歼捻军主力，阵斩盟主张乐行、旗主苏天福等要员。此役后捻军势力大挫，乔松年因功获清廷嘉奖。然其作为湘系外围官员，在李鸿章淮系势力扩张的背景下日益边缘化，最终于1865年调任陕西巡抚。

江西巡抚 沈葆桢，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林则徐女婿。其经曾国藩保荐主政江西，在任期间推行厘金新政，仅1863年便为湘军筹饷逾百万两，堪称湘系重要财源。1864年天京陷落后，其部将席宝田于江西石城生擒幼天王洪天贵福，本可成为湘赣合作的典范。然沈葆桢未请旨即处决要犯，又截留本应输湘之饷，致使曾国藩勃然大怒，两度上疏弹劾。此事件不仅暴露了湘系内部的权力裂隙，更彰显出清廷"以汉制汉"策略的高明——通过纵容督抚矛盾，防止任何汉族官僚集团的坐大。

浙江巡抚 曾国荃（未到任），湖南湘乡人，曾国藩胞弟。他虽在攻陷天京后获任巡抚职，却以伤病为由迟迟未赴任。此举反映出清廷对湘军功高震主的忌惮——通过明升暗降削弱曾国荃实权，又巧妙地以左宗棠遥控浙江军务实现权力制衡。

福建巡抚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1864年太平军余部入闽之际，他虽以"提督军务"之衔坐镇福州，却因兵力不足、调度迟缓而屡失战机，后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身份接管福建防务。

湖北巡抚 吴昌寿，浙江钱塘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1863年由广东调任，因与湖广总督官文争权被架空。1865年捻军肆虐鄂北时，吴因无兵无饷，致使战事失利遭革职严议。

湖南巡抚 恽世临，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湘军外围成员。1863年接替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后，全力推行湘军征兵制，为前线持续输送兵员，有效保障了湘军后勤。但1864年因贪污军饷、克扣粮饷遭曾国藩上奏弹劾而去职。

广东巡抚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曾国藩重要幕僚。其任内试图整顿厘金税收并引进西洋技术，但因触及地方利益集团遭抵制，加之与总督瑞麟在洋务政策上的分歧，导致1866年被清廷调离。

广西巡抚 张凯嵩，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1863年由云南巡抚调任广西，时值大成国起义余部在桂西活动。作为非湘淮系官员，其军事行动严重依赖湘军客兵（主要为刘长佑部），实际兵权受楚军将领牵制。任内虽推行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控制，但因财政拮据未能有效整饬绿营。1866年苗民起义再起时调度失当，导致思恩府城失守，次年遭兵部议罪革职。

陕西巡抚 刘蓉，湖南湘乡人，附生出身，曾国藩挚友兼儿女亲家。1863年临危受命任陕西巡抚，率新募湘军万余人入陕，初期成功镇压蓝朝鼎起义并收复汉南。但1866年西捻军入陕时陷入困境，所部欠饷严重"士卒鹑衣百结"，又与继任者乔松年权争激烈，被迫以革职之身暂留指挥。最终因1866年灞桥战役惨败（三十营湘军覆没）去职。

云南巡抚 贾洪诏，湖北均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1863年接替潘铎出任云南巡抚，时值杜文秀回民起义势力扩张期。作为传统科举官僚，贾洪诏延续"以汉制夷"旧策，未能有效整合滇军力量，致东征大理屡遭挫败。其任内财政拮据，被迫加重厘金征收，反激化民变。1865年被少壮派岑毓英取代。

贵州巡抚 张亮基，江苏铜山人，早年因接替林则徐署理云贵总督而崭露头角。1863年调任贵州巡抚时，正值苗民起义与号军之乱交织的危局。面对省库空虚、军费锐减的困境，他不得不倚重周洪印等湘军客兵维持统治。然而客兵耗费巨大，且与地方矛盾日深，致使其政令推行受阻。至1866年，终因积劳成疾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