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光明网《初见江青》

1914年山东诸城的木匠铺里诞生了一个女婴，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名叫江青的女孩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

初到延安的她在鲁艺任教，却因一场演出被毛泽东注意。

从警卫员传递的报刊到深夜的剧本讨论，两人关系如何升温？

陈云提出的"三条铁规" 背后，藏着怎样的考量？

这个曾饱受苦难的女子，将在延安书写怎样的人生新篇章？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城关镇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镇上经营一家小型木匠铺，主要承接本地农户的农具修理和房屋修缮活计。

母亲栾氏是李德文的继室，在她嫁入李家前，李德文与前妻已育有两子一女。

作为家中庶出的孩子，江青自幼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父亲对前妻所生子女的关照明显多于对她的关注。

幼年时期的江青在学业上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对传统蒙学课本和通俗小说有阅读兴趣，在私塾和新式学堂的成绩始终保持在中等水平。

但家庭环境长期紧张，父亲李德文性格暴躁，常因生意不顺或家务琐事对栾氏母女进行打骂。

据相关记录一次李德文因承接的农具订单未能按时完工被客户索赔，回家后便将木尺抽打在江青背上，导致她背部出现多条红肿痕迹，数日无法正常坐姿听课。

这种长期的家庭氛围，使江青从小形成了敏感且对外界保持戒备的性格。

1926年李德文因积劳成疾去世，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

栾氏为维持生计，带着12岁的江青前往天津投奔丈夫的妹妹。

在天津寄居期间母女俩经人介绍进入一家纺织厂做童工，江青负责纱锭的简单清洁和纱线整理工作，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月收入仅能勉强支付基本食宿费用。

1928年由于姨妈全家因亲属工作调动迁往山东济南，江青母女也随之迁移。

在济南生活期间，江青偶然观看了山东实验剧院的露天演出，由此产生了对戏剧表演的兴趣。

1929年山东实验剧院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江青在姨妈的资助下报名应试，凭借一段民间小调演唱和即兴动作表演被录取，成为戏剧科的学生。

在校期间她系统学习了戏曲唱腔、身段程式和舞台调度等课程，每日清晨五点起床练习基本功，晚间自学文化课程。

1931年毕业后江青加入济南一家民间戏曲班社，担任配角演员，参与《小姑贤》《墙头记》等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逐渐积累舞台实践经验。

1931年初江青经班社师傅介绍认识了济南绸缎商之子黄敬之。

黄家家境优渥，在当地经营两家绸缎店铺。

两人于同年5月结婚，婚后江青居住在黄家宅院，不再参与演出工作。

但黄家严格的封建家规让她难以适应，例如每日清晨需向家族长辈行跪拜请安礼、用餐时需站立伺候长辈用餐完毕方可就座等。

据当时黄家佣人回忆，江青曾因一次晚餐时未及时为婆婆添饭，遭到婆婆斥责并被罚当日不得进食晚餐。

1931年10月江青向黄家提出离婚，未提出任何财产要求，独自离开济南前往青岛。

抵达青岛后江青通过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的推荐，于1932年2月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外文书籍的登记造册和借阅管理。

这份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各类进步书籍，在此期间阅读了《社会发展史简编》等著作和左翼文学作品。

工作之余她常旁听学校的文学课程，逐渐结识了一批进步师生。

1932年夏江青与青岛大学学生俞启威相识。

俞启威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当时参与地下进步活动。

两人因共同的阅读兴趣逐渐往来，于1933年初开始同居生活。

同年7月俞启威因组织学生集会被当局逮捕，关押在青岛看守所。江青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三天，收拾简单行李离开青岛，经上海辗转前往北平，与俞启威断绝联系。

1933年秋江青在北平短暂停留后再次南下，最终在上海定居。

她通过昔日同学介绍，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参与左翼戏剧活动。

1934年她在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中饰演乡村少女，凭借朴实的表演风格获得观众关注，逐渐在上海演艺界获得一定知名度。

此后她陆续参演《回春之曲》《秋瑾》等剧目，角色从配角逐渐晋升为主角。

1935年江青进入电影行业，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签订短期合约，参演《劫后桃花》《狼山喋血记》等影片。

她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职业态度，曾为一个淋雨镜头反复拍摄15次，直至导演认可。

1936年她与电影编剧唐纳结婚，两人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公寓。

但婚后因生活习惯和事业规划分歧频繁争吵，唐纳曾因江青坚持继续演艺工作而情绪失控，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后被及时送医抢救。

1937年4月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势日益紧张。

江青在得知日军可能进攻上海的消息后，于7月25日向所在电影公司提出解约，将个人物品整理成两个行李箱，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乘坐火车前往西安，再转乘汽车于8月初抵达延安。

抵达延安后，江青被分配至陕北公学学习，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和革命历史课程。

同年10月她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担任声乐教员，负责教唱革命歌曲和戏剧台词训练。

据鲁艺当时的学员回忆，江青上课认真，会逐句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还编写了简易的发声练习手册供学生使用。

1938年3月毛泽东到鲁艺视察时观看了学员汇报演出，江青在剧中饰演农村妇女角色。

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她的表演给予评价，称其“表现出了角色的生活质感”。

此后江青多次被指派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鲁艺教学情况，两人逐渐熟悉。

据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贺清华回忆，从1938年5月开始，毛泽东常让警卫员将看过的报刊转交给江青，两人偶尔会就报刊内容进行交流。

1938年8月中央组织部收到毛泽东关于与江青结婚的申请。

陈云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于8月15日与江青谈话，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正式解除前，不得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二是婚后主要负责毛泽东生活照料，不参与党内事务，三是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在任何场合以毛泽东家属身份发表言论。

江青表示接受这些要求。

为核实江青的历史情况，中央组织部派贺清华、翟作军两人于1938年9月赴上海、青岛等地，通过地下党组织了解她在白区的活动经历。

调查结果显示，江青在上海期间主要从事演艺工作，未发现有违反进步阵营纪律的行为。

10月中旬中央正式批准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申请。

1938年11月2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

中央机关合作社准备了四菜一汤，出席人员包括康生、李富春、蔡畅等十余人。

婚后江青从鲁艺宿舍搬至毛泽东的窑洞居住，开始负责日常生活照料。

据当时的警卫员回忆，她每日早晨六点起床，先打扫窑洞卫生再准备早餐，晚间则会将毛泽东次日需要阅读的文件整理好放在桌上。

1938年11月19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

当天下午江青正与毛泽东在窑洞内讨论戏剧剧本修改意见，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响起。

在警卫员的护送下，两人迅速转移至附近的防空洞。

轰炸持续约半小时，共投下六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距离窑洞约300米处。

当晚中央决定将毛泽东的住处迁至杨家岭，江青协助整理了数十箱书籍和文件，于次日完成搬迁。

在杨家岭的生活中，江青逐渐形成固定的日常安排：每日早晨为毛泽东准备包含小米粥、鸡蛋的早餐。

上午整理书房，将报刊按日期分类存放。

午后陪毛泽东散步约半小时。

晚间在毛泽东工作时，负责冲泡茶水和准备夜宵。

1939年春毛泽东因长期伏案工作导致颈椎不适，江青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按摩方法后，每日晚间为他进行简单的颈部按摩，坚持了近一个月。

1939年5月毛泽东让供给部为江青制作衣物，包括一件用阴丹士林布制作的外衣和一条棉裤。

同时将自己一件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交给裁缝修改，改成适合江青穿着的款式。

此外还专门购置了15本练习簿供江青使用，这些练习簿纸张质量较好，在当时的延安属于稀缺物品。

警卫员翟作军和邵清元因练字需要，各取走一本，被江青发现后当即要求归还，此事后来成为警卫班内部的一段回忆。

在文化兴趣方面江青与毛泽东有较多交流。

她利用自己的戏剧专业知识，为毛泽东讲解京剧的流派特点和表演技巧，还搜集延安能找到的京剧唱片，在晚间共同收听。

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江青便找来不同版本进行对比阅读，时常与毛泽东讨论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

两人还经常在傍晚进行乒乓球运动，江青的球技进步较快，能与毛泽东进行多回合对打。

1940年江青开始模仿毛泽东的书法风格。

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有时会让她代为抄写一些不重要的书信和通知。

为了使抄写的文字风格统一，江青反复临摹毛泽东的笔迹，对笔画的走向和力度进行细致研究。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到1941年时她抄写的文件已能在格式和笔法上与毛泽东的笔迹有几分相似，一些不熟悉情况的同志常难以分辨。

1940年8月江青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女儿李讷。

产后毛泽东请了一位当地老乡帮忙照料，江青则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

她学习制作陕北的特色食物，如荞面饸饹、糜子饭等，还自己动手缝制婴儿衣物。

这段时期她很少参与公开活动，主要活动范围局限于杨家岭住所周边，与其他中央领导家属的交往也保持着适当距离。

在延安的艰苦环境中，江青展现出一定的生活能力。

她将缴获的降落伞布料改制成床单，用罐头盒制作简易的炊具，还在窑洞外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植土豆和青菜。

1942年大生产运动期间，她按要求参与纺线劳动，经过练习后能达到每日纺线半斤的标准，受到机关的通报表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江青随中央机关迁往河北西柏坡。

在西柏坡期间她开始接触摄影，最初使用一架缴获的德国产相机，通过阅读摄影书籍自学拍摄技巧。

她拍摄的内容多为周边的自然景色和工作人员的劳动场景，逐渐掌握了构图和光线运用的基本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的摄影技术不断提高，配备了更为专业的设备。

她注重拍摄角度的选择和后期冲洗技术，常为了等待合适的光线在户外守候数小时。

1961年9月，她在庐山休养期间，拍摄了仙人洞的景色照片，画面中展现了云雾缭绕的山峰和挺拔的松树。

毛泽东看到这张照片后，于9月9日题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首七言绝句。

而“李进同志” 便是江青的别称。

1945年10月江青随中央机关从延安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达河北西柏坡。

此时的西柏坡作为中央工委驻地，条件虽比延安有所改善，但仍处于农村环境，生活设施简陋。

江青被安排住在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与毛泽东的办公地点相距约200米。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江青的日常工作仍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

每日清晨她会根据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准备早餐，通常是小米粥、馒头和一小碟咸菜。

上午时段她会整理毛泽东的书房，将各类文件和书籍按类别摆放整齐。

据当时的警卫员回忆，她对毛泽东阅读过的书籍会做简单标记，记录阅读日期和折页位置，方便毛泽东后续继续阅读。

1946年春江青开始系统学习摄影技术。

最初使用的是一架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德国产莱卡相机，机身存在轻微损坏，她请机关修械所的师傅进行了简单修理。

为掌握摄影技巧她从华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借来《摄影入门》《暗房技术》等书籍，利用晚间时间自学光圈、快门和曝光的基本原理。

起初拍摄时经常出现曝光不足或过度的问题，她便在暗房反复试验冲洗药水的配比和显影时间，逐渐掌握了基本的拍摄技术。

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西柏坡进入战备状态。

江青按要求参与机关的防空训练，学习识别敌机型号和隐蔽技巧。

在一次紧急防空演练中她因携带毛泽东的重要文稿而延误了隐蔽时间，遭到警卫人员的提醒。

此后她养成了随身携带小型公文包的习惯，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携带重要文件转移。

1947年3月中央机关因战事需要撤离西柏坡，开始转战陕北。

在长达一年的转战过程中，江青随毛泽东的队伍穿越黄土高原的沟壑峡谷，每日步行数十里。

她将摄影器材小心包裹在棉被中，在行军间隙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包括战士们露营的场景、老乡支援前线的画面等。

这些照片后来被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成为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影像资料。

1948年5月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新址）。

此时战局逐渐稳定，江青有了更多时间钻研摄影。

她向军委总政治部的摄影干事请教构图技巧，学会了利用自然光拍摄人物肖像。

期间她为毛泽东拍摄了多张工作照，其中一张毛泽东在窑洞前阅读文件的照片，后来被选为《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图片之一。

1949年3月江青随中央机关迁往北平，住进中南海丰泽园。

初到北平的她对城市生活需要重新适应，尤其是与众多中央领导家属的接触增多。

按照中央规定，她仍不参与任何党政职务，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中南海内。

为丰富生活她报名参加了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文化学习班，学习绘画和俄语基础知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家属参加了开国大典。

当天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佩戴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的出席证，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观礼台。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很少言语，专注地观看游行队伍，偶尔会在笔记本上做简单记录。

建国初期江青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患有神经衰弱和肠胃不适等症状。

经中央保健委员会安排，她于1950年初前往苏联莫斯科进行治疗。

在苏联期间她入住莫斯科中央医院，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和治疗。

治疗间隙她参观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国家美术馆，对苏联的电影制作技术和艺术展览形式产生兴趣，回国时带回了一批电影技术书籍和艺术画册。

1951年春江青从苏联回国后，开始关注国内的电影事业发展。

她多次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观看影片拍摄过程，与导演和演员交流创作心得。

期间她提出了一些关于影片化妆和服装的建议，认为革命题材影片应注重真实性，避免过度美化人物形象。

这些建议被部分采纳到当时拍摄的《白毛女》《南征北战》等影片中。

1952年江青参与了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文化调研活动，前往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考察。

在调研过程中她重点了解影片生产流程和演员培养机制，收集了大量关于电影制作的技术资料。

回到北京后她整理出一份《关于改进电影生产工作的几点意见》，提交给中央宣传部，其中提到加强剧本审查、提高摄影技术等建议。

1953年江青的摄影技术日益成熟，开始使用更为专业的哈苏相机。

她偏爱拍摄自然风景和花卉题材，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前往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地取景。

为捕捉不同光线条件下的景物变化，她常常清晨五点便出发，在公园内等待合适的拍摄时机。

这一时期的作品注重光影对比，构图严谨，其中《北海白塔》《颐和园十七孔桥》等照片被收入《新中国摄影集》。

1954年江青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戏曲。她收集了大量京剧、昆曲的唱片和剧本，对不同剧种的唱腔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每周会安排时间观看戏曲演出，有时还会前往剧团后台与演员交流表演技巧。

她提出戏曲改革应"保留精华，去除糟粕"，主张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戏曲界引起一定讨论。

1955年江青因健康原因再次前往苏联治疗，此次主要针对肝脏和关节问题进行系统治疗。

在苏联期间她参观了莫斯科大剧院和列宁格勒芭蕾舞团，对苏联的戏剧改革情况进行考察，回国时带回了一批苏联戏剧理论书籍和舞台设计图。

1956年国内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热潮，江青参与了中央文化部组织的戏曲改革座谈会。

她在发言中强调戏曲要"为工农兵服务"，主张改编传统剧目时应突出劳动人民的形象。

会后她参与了京剧《白蛇传》的改编工作，提出简化迷信情节、强化白素贞反抗精神的修改意见，这些建议部分被采纳到最终的演出剧本中。

1957年江青的摄影作品开始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发表。

《人民画报》曾选用她拍摄的《庐山云雾》《太湖风光》等照片作为插页。

她的摄影风格注重自然写实，较少使用后期修饰，体现了对自然景观的真实记录。

这一时期，她开始使用彩色胶片拍摄，成为国内较早尝试彩色摄影的爱好者之一。

1958 年，江青响应中央 "深入基层" 的号召，前往河北徐水县体验生活。

在农村期间她与农民同吃同住，参与田间劳动，学会了插秧、割麦等农活。

期间拍摄了大量反映农村生产建设的照片，包括人民公社食堂、农田水利建设等场景。

这些照片后来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成为宣传大跃进运动的影像资料。

1959年江青随毛泽东前往江西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庐山期间她利用会议间隙拍摄了大量山水照片，其中以仙人洞为题材的照片就有十余张。

她尝试从不同角度和光线条件下进行拍摄，最终选出一张云雾缭绕的照片送给毛泽东。

这张照片后来被毛泽东题诗，成为她摄影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张。

1960年国内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江青按中央规定降低了生活标准，取消了每日的鸡蛋供应，饮食以粗粮为主。

她还将自己的部分衣物捐赠给灾区，响应中央的节约号召。

在这一时期她减少了外出拍摄的次数，更多时间用于整理以往的摄影作品和研究戏曲理论。

1961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江青重新开始摄影创作。

9月她再次前往庐山，专门拍摄自然风光。

此次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在构图上更加成熟，通过前景的松树、中景的山洞和远景的云雾，形成了层次感丰富的画面。

毛泽东看到这张照片后十分赞赏，于9月9日题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使这张照片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件特殊作品。

1962年江青将自己多年来的摄影作品整理成册，编成《自然风光摄影集》，作为内部资料印发给相关单位参考。

画册收录了她从1946年至1962年间的120余幅作品，涵盖山水、花卉、人物等多个题材，体现了她在摄影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

1963年江青开始关注现代京剧的改革工作。

她多次观看北京京剧团的演出，与演员、编剧探讨京剧现代化的方向。

提出京剧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 的主张，强调要反映现代生活、塑造革命英雄形象。

此后她参与了京剧《红灯记》的创排工作，在剧本修改、音乐设计和舞台调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1964年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作为大会顾问参与了演出评审工作。

她在评审会上强调现代京剧要"突出政治"，主张在剧情中强化阶级斗争的主题。

会后她整理了《关于京剧改革的几点意见》，对现代京剧的创作原则、表演风格等做出系统阐述，这些意见对后来的京剧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1965年江青的摄影技术达到较高水平，开始使用更为专业的设备进行创作。

她前往云南、贵州等地采风，拍摄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的照片。

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录在《中国西南风光》摄影集中，成为研究6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风貌的重要影像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江青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从文化爱好者转变为政治活动参与者。

她参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各类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进行批判。

这一时期她的摄影创作基本停止，精力主要转向政治活动。

1967年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 "破四旧、立四新" 的文艺革命口号，主张彻底批判传统文艺中的 "封建糟粕"。

会后她推动了一批"革命样板戏" 的创作，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对这些剧目的剧情、音乐、舞台设计等进行具体指导。

1968年江青的历史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中央成立专门小组对她在历史上的表现进行审查。

审查过程中她对自己在上海时期的经历做出说明，否认了一些不实指控。

审查结果未发现重大问题，她继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江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她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文艺革命" 的重要性，主张继续推进样板戏的创作和推广，使革命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1970年江青参与了庐山会议，在会议上就 "天才论" 等问题发表意见，与其他领导人产生分歧。

会后她的政治处境开始变得复杂，逐渐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

1971年"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江青参与了中央组织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在各类会议上揭发林彪的所谓 "罪行"，试图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1972年江青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开始减少公开活动，大部分时间在中南海休息治疗。

期间她偶尔会拿起相机拍摄中南海内的花卉景物，重拾摄影爱好，但作品数量已大幅减少。

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江青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此时她的政治影响力已开始下降，许多主张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抵制。

她在大会上的发言强调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但未能得到广泛响应。

1974年江青发起 "批林批孔" 运动，试图借此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她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儒法斗争的讲话，将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遭到许多老同志的反对。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江青的一些主张受到抑制。

她多次在会议上对整顿工作提出批评，与邓小平发生激烈争论，政治处境日益孤立。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的政治生涯走到尽头。

10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等人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

此后她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接受进一步审查。

1977年中央开始系统清理江青在 "文化大革命" 中的罪行，收集了大量证据材料。

江青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否认自己是反革命集团成员，坚持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1978年中央专案组完成对江青罪行的审查，认定她在 "文化大革命" 中犯下了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等多项罪行。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公开审判，依法判处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法庭上她对指控进行了辩护，拒绝承认大部分罪行，坚持自己的立场。

1983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江青的表现和病情，将她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

此，她在监狱中服刑，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患有多种疾病。

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监狱中自杀身亡，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

她的遗体按规定进行火化，骨灰由其亲属领走。

江青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个重要时期，从早年的苦难经历到中年的政治崛起，再到晚年的悲惨结局，她的人生轨迹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她在摄影、戏曲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与她在政治上的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而毛泽东为她题写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也成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