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兵团，作为刘邓二野的中坚力量，其战斗力之强，战功之显赫，令人称颂。无论是横渡长江、挥师西南，抑或是参与抗美援朝、捍卫旅大等关键战役，均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业绩。在解放军的十九个作战兵团中，第三兵团的番号历史最为悠久，自1949年成立以来，直至1959年更名，其名称保持了长达十年的传承。

兵团组建，精英部队。

1949年2月17日，依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二野战军将中原野战军第2、第3、第6纵队进行合并，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该兵团下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及卫生部等多个机关部门，并领导着第10、第11、第12三个军。兵团的领导班子由第2、第3、第6纵队及皖西军区选拔的干部共同组成。第3兵团的指挥官由陈锡联担任，政治委员一职由谢富治出任，副司令员为王近山与杜义德，政治部主任由阎红彦担任，副参谋长为王蕴瑞，政治部副主任则是钟汉华。

第十军，又称第二纵队，由杜义德将军担任军长并兼任政治委员，辅佐其的有范朝利副军长。该军旗下设有第二十八师与第二十九师。1949年6月，在安徽安庆，以皖北军区独立师为基础，正式组建了第三十师，此举使得该军的编制更加完善。第十一军，即第三纵队，由曾绍山将军出任军长，鲍先志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三师。第十二军，即第六纵队，由王近山将军同时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其麾下设有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五师和第三十六师。

观察兵团编制，11军与12军均发端于太行山区，凭借其卓越的战斗力，它们成为了二野的主力精锐。31师、32师、34师、36师均为主力部队，而91团、93团、100团则声名显赫，合称为红军团。10军则根植于冀南，其中29师更是主力中的主力。国民党军中的名将、被誉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师长胡琏将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我中野、华野的强劲对手。他对解放军的战术及部队状况进行了细致研究，并认为刘邓率领的第三纵队战斗力卓越，乃精锐之师，素有“老虎纵队”的美誉。第二纵队则以严明的军纪闻名，戏称为“姑娘纵队”。至于第六纵队，它往往承担着最为艰巨的战斗任务，其重要性尤为凸显。

4兵团虽然在名义上属于二野，但实际上却长期由军委直接调度和灵活运用，真正接受刘邓指挥的时机并不多。5兵团则汇聚了115师与新四军的血液；至于3兵团，其部队始终伴随着刘邓，是二野的嫡系精锐。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在红军时代，凭借其勇猛的战斗精神和屡建的战功，赢得了“小钢炮”的称号，李先念更是高度评价他为“战斗中的佼佼者”。在延安中央党校深造期间，刘伯承、徐向前也对其赞誉有加，认为他是红四方面军最杰出的干部之一。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陈锡联在多场关键战役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被誉为“赵子龙”，为个人和部队赢得了新的辉煌。他所领导的3兵团，集结了二野的精英，勇猛无畏，胆识超群，南征北战，战无不胜，被誉为“赵子龙兵团”，实至名归。

图：在此图中，我国3兵团的首任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位于左侧），以及首任政委谢富治上将（位于右侧）风采毕现。

陈锡联善于把握事关全局的关节点，以最大的决心组织战斗，所以他指挥的部队往往能在战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注重启发下级注意掌握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同一敌人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特点，从而使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指导，创造和总结出不少成功的经验。邓小平很欣赏这位爱将，曾评价“你陈锡联能打仗，是个将才”。1989年11月20日，他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谈话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时说“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完全折射出陈锡联的战将风采。

“这并非狂妄，而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深刻体现！”刘伯承曾感慨地说：“单枪匹马，敢于直面生死，足以让千军万马心生敬畏。在险峻的道路上，勇敢者方能取胜。若非那份狂热，若非那份视死如归的勇气，又怎能成就一番伟业？”

1955年，我国军队正式确立了军衔制度。在这一变革中，三兵团的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三位卓越将领荣获上将军衔，而王近山、杜义德、曾绍山、鲍先志、钟汉华、范朝利等六位将领则被授予中将军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兵团不仅孕育了杰出的将领，还培养出了两位在政治军事领域均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担任12军35师师长，并于1988年荣获上将军衔）以及政治局常委兼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曾担任10军政治部主任，同样于1988年荣获上将军衔）。

横渡长江，追击浙赣

“奋勇跨越长江！全面解放我国！”各渡江部队在抵达江北枞阳的集结地后，迅速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备战工作之中：深入发动群众力量，广泛动员民众提供渡江支援；强化水上实战训练：实施军事民主管理，激励战士们积极建言献策，针对渡江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挑战，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1949年4月17日，二野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其中，第3兵团承担了从安庆以东至枞阳水域的渡江任务，任务完成后，将向皖南的歙县（又称徽州）发起进攻，旨在切断徽杭公路，并沿公路向东推进，最终直指杭州。第3兵团的第11军挑选了31师、33师作为先锋部队，而32师和第10军的29师则作为后续支援梯队；第12军则精心挑选了战斗力最为突出的尖子团，即100团、103团、106团，作为渡江的突击力量；同时，第10军派出第28师，对江北的战略要地安庆实施严密包围和监控，以确保主力部队能够顺利渡江。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总攻令，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解放军迅速投入到渡江战役中。经过逾一个小时的炮火轰鸣，三兵团的第11军与第12军于鸭儿沟、铁板洲、大拐等区域发起了勇猛的强渡行动，仅16分钟便成功渡过长江，一举突破从新开沟至乌沙闸段的敌军防线，夺取了滩头阵地。我军凭借锐不可当的气势，奋勇争先，迫使敌军无法组织有效反击，纷纷溃败向殷家汇、贵池等地逃窜。在此次行动中，我军两军第一梯队伤亡不足百人。至4月22日晚，第10军的第28师顺利攻克安庆。随后，第10军军部与第28师受命接管安庆及芜湖，肩负起城市军事管理和保障后方交通线安全的重任。与此同时，第29师于22日晚成功渡江，并于23日中午，在贵池西南的吴田铺与第11军的第31师联合，一举击败了从安庆逃窜的桂系第174师以及安徽保安第3旅。

成功突破长江防线，我军3兵团迅速追击，使得敌军55军慌忙退守徽州，96军溃逃至祁门，68军则退往江西浮梁。敌军意图在皖浙山区据险顽抗，试图阻挠我解放军的进程，并试图在浙赣线上建立新的防御阵地。为确保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迅速截断浙赣线，3兵团联合4兵团、5兵团接令，并肩奋战，直捣浙赣线，全速实施侧翼迂回，对汤恩伯集团进行夹击，同时乘势推进至闽、赣地区，从而进一步扩大京沪杭战役的预定战果。

鉴于敌军已陷入混乱，其崩溃之势已难遏制，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果断命令各军抓住敌溃败之机，搅乱其阵型，迅速、坚决、彻底地削弱敌方战斗力。兵团党委激励全体指战员确立追击战的态势，弘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畏劳苦和连续作战的斗志，敢于以少胜多，独立剿灭敌人；实施“猛攻、猛进、猛追”的战术，勇敢地深入敌后，切断敌军退路并展开围剿；不受小股敌军掩护的干扰，不被逃散敌军的群体所迷惑，不因缴获而减缓行进速度，不因城镇的阻隔而逗留，适时分散兵力，轻装疾进，追击敌人。

在迈向长江北岸的征途上，3兵团的战士们始终将民众的安危挂在心头，他们深入贫困家庭，关怀备至，嘘寒问暖。

11军与12军接到命令，士气高昂，勇往直前，无论山高路险、人疲马乏，还是狂风暴雨、烈日炙烤，亦或饥饿困苦，均无所畏惧，穷追不舍。每日行军里程，短则四十余公里，长则六十余公里，凭借坚韧的意志，超越汽车速度。11军在解放皖南的祁门、休宁后，兵分三路，追击敌军逾一千五百里，至5月上旬抵达浙江的金华、衢县、龙游、松阳等地，历经战斗四十余次，共歼敌23000余人。12军从皖南的贵池出发，分多路追击逃敌，军长王近山只提出一个字——“快！”众多指战员追击得鞋子磨破，甚至赤脚前行，有的战士在奔跑中因体力耗尽而倒下。这种艰苦卓绝的情景，在《大战京沪杭》电影中得到了真实再现。先头部队35师以两个团的兵力攻占徽州，击溃敌军两个师的主力及两个保安团，俘虏敌军6000余人。部队沿徽杭公路追击时，得知杭州已被三野攻克，王近山随即命令部队南下金华截击敌军。尽管解放军已极度疲惫，但仍奋勇追击。12军相继解放了兰溪、金华、义乌、丽水等地。在20余天的追击中，该军解放县城18座，歼敌3.5万人。10军29师于5月初，受命翻越大红岭，直捣龙游、汤溪，与12军合力围攻金华。该师战术灵活多变，适时分兵合击，大胆迂回穿插，利用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加速追击，使敌军无路可逃。在25天的追击中，歼敌3400余人。

至五月中旬，我3兵团已成功完成了二野赋予的渡江作战、千里追击、截断浙赣铁路线、封锁敌军退路等一系列重要任务，共计歼敌超过六万。随着六月底的临近，3兵团开始由浙赣线向北迁移，兵团总部抵达芜湖，各部队亦陆续抵达安庆、宣城、当涂等地，随即开始着手筹备进军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

入川解放西南。

在湘西集结完毕后，我兵团主力将径直奔赴川东，夺取黔江、彭水等地，以此对川东地区的敌人实施牵制。紧接着，与第五兵团形成协同，合力围剿重庆周边之敌。第十军作为第五兵团的支援力量，将挺进贵州，解放贵阳和遵义，并继续迂回至川南，占领叙府、泸州、纳溪等关键区域，从而截断敌人逃往云南的退路。

为了迷惑国民党军队的视听，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二野机关及3兵团司令部，乘坐火车分别自南京与徐州启程，一路向南，向湖南进发。抵达郑州后，他们对外宣称即将挥师四川，散布我军主力将从陕西入川的假象。然而，事实是我军正从川东发起攻势，而非如敌军所料在川北，这一出其不意的动作，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进而打乱了敌军在西南地区的整体防御部署。

11月1日，我军第3兵团各部已集结于湘西，依照既定的战略部署，对川黔地区展开了攻势。沿途皆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人迹罕至。近期连绵的阴雨使得道路泥泞难行，而在敌军溃逃之际，他们又肆意破坏桥梁和道路，纵火抢劫，使得我军的行动和补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士兵们的体力消耗巨大。然而，在“与敌争分夺秒”的口号鼓舞下，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各部队之间竞相展开速度与歼敌数量的竞赛，有的部队甚至一日仅能得一餐，忍饥挨饿，全力以赴追击敌人。

陈锡联调兵入西南。

11月中旬，3兵团的主力部队与第四野战军的第47军携手并肩，共同奋战，成功解放了川东的彭水和黔江，进而挺进乌江东北部地区。在彭水以南的马头山战役中，12军第36师的参谋长安仲琨英勇捐躯，荣膺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官之称号。隶属于第5兵团的第10军英勇无畏，勇闯乌江天险，接连攻克了贵州的思南、遵义和桐梓等地。

当前，国民党军的宋希濂20兵团与罗广文兵团正于南川及其东部地区布防，其目的在于减缓我军的前进步伐，并为胡宗南集团撤退提供掩护。二野前委明确指出，此战役的关键在于切断宋希濂部下的4个军以及罗广文部下的3个军通往云南的退路，力求在长江南岸将其全歼。因此，10军与5兵团采取的迂回战术显得至关重要。3兵团随即下达命令，要求10军迅速占领川南的泸州地区。10军全体将士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严格遵循既定的时间表，迅速行动，成功截住敌人，便是战役迂回的最大胜利。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左右纵队齐头并进，急速向前推进。

三兵团第十一军与第十二军，在龚滩、彭水以北地区，英勇强渡乌江，与第四十七军紧密配合，实施钳形攻势，对南川之敌军展开围剿。经过数日的激烈战斗，我军成功击溃敌军主力，共计歼敌三万余人。趁胜追击之际，我军亦解放了重庆周边的綦江、涪陵、江津等地。11月30日，第十一军部队胜利解放了重庆，并未稍作停歇，沿着成渝公路，继续向成都方向发起猛烈攻势。第十二军部队亦抵达重庆，其中三个团留守重庆执行警备任务，副军长萧永银则率六个团投入成都战役。

川南的第10军，采取围追堵截的策略，于12月3日成功解放了泸县，随后又迅速占领了合江，并陆续控制了自贡、荣县、隆昌、内江等地，从而彻底切断了敌人南逃云南的退路，实现了对敌人的严密封锁与包围。在28师对岷江东岸竹园铺地区敌军王牌31师91团的进攻中，遭遇了敌人坚决的抵抗。在激战正酣之际，双方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最终，我军将敌人3000余人全部歼灭，其中击毙和受伤的敌军超过2450人。而28师自身伤亡也接近400人，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堪称二野进军大西南以来最为惨烈的战役。

12月21日，我二野指挥的5兵团司令员杨勇与3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携手并肩，共同指挥作战。他们联合3、5兵团的5个军，对成都发动了攻势，旨在围剿胡宗南集团的主力。经过一番激战，至26日，敌军李文兵团的主力，共计5万余人，已被我军彻底消灭。27日，敌军李振兵团在成都东部地区宣布起义，随之，我军顺利解放了成都。

三兵团勇猛进击川黔，发起成都战役，历时近两个月，跋涉三千余公里，共歼敌超过十万，同时接纳数万起义或投诚的敌军。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我们共同圆满完成了解放西南的重任。

1950年1月，3兵团在重庆正式设立了川东军区，该机构的运作由兵团机关共同监管。但到了同年4月，3兵团的番号被取消，10军接替其职责，负责川南军区的事务。在川东军区的管辖之下，设有第11军、第12军，以及大竹军分区（由32师兼管）、万县军分区（由33师兼管）、酉阳军分区（由11军补训师兼管）、璧山军分区（由35师兼管）、涪陵军分区（由36师兼管）和重庆警备区。自川东军区成立以来，便迅速承担起接收起义投诚人员、整编旧有武装、协助地方构建基层政权、开展剿匪斗争等多项重要任务。

抗美援朝，战火连绵

1951年三月，中央军委果断决策，从西南军区精心挑选三支部队，集结北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该兵团与西北军区选拔的第十九兵团形成合力，共同构成了后续的作战主力，奔赴朝鲜战场。新组建的第三兵团，由陈赓同志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彼时，陈赓同志刚从越南归来，即刻奔赴昆明，迅速从云南军区挑选了一批军事、政治、后勤等领域的优秀干部，组建了兵团的领导班子。此外，他还从川东军区调来了王近山、杜义德等杰出将领，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志愿军第三兵团旗下之军，第十二军由曾绍山担任军长，副军长为萧永银，下辖第31师、第34师、第35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为谷景生，其麾下设有第29师、第44师、第45师。第60军，军长由韦杰担任，政委袁子钦，下辖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这三个军分别源于原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十八兵团，因此所组成的兵团编号被命名为“3兵团”。陈赓因健康原因未能及时赴任（直至同年6月方真正履责于朝鲜战场），兵团的实际领导与指挥重任便落在了王近山的肩上，他于3月中旬至下旬抵达朝鲜。在朝鲜战场上，3兵团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两季的阵地巩固作战、秋季的战术反击作战，以及上甘岭战役，并在1953年春季做好了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历经了战火的严峻考验，接受了现代战争的洗礼，与美军及南朝鲜军进行了生死搏斗。

我军第12军第35师部队成功解放了川东合川地区，此举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与热烈欢迎。

一方面，12军的31师91团成功实施了撤退行动；另一方面，60军的180师则承受了惨重的损失。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反扑，这两支英勇的部队在三八线以南陷入了敌人的包围。91团在三巨里地区，距离敌军后方的距离超过90公里，与上级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敌情变化莫测，退路也被严密封锁。然而，全体指战员展现出英勇无畏、团结一心的精神，孤军深入敌后，艰苦转战，不仅没有被敌人吞噬，反而成功击溃了敌军一个多连，俘虏百余人。他们最终成功突破重重包围，胜利凯旋，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奇迹，充分展现了英雄红军团的坚韧与勇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0师在负责掩护3兵团主力转移的过程中，发现美军24师渗透至其后方，但领导层的决策失误，行动迟缓，未能全力以赴进行坚决突围。反而，他们砸毁电台，分散行动，导致军心不稳，各自为战，遭受了严重的挫败。该师在第二阶段参战时拥有7644人，但在撤退过程中被俘近3900人，其惨痛的失利成为志愿军战史上唯一一次成师建制的部队被敌全歼的案例，教训尤为深刻。战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91团的英勇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干部坚强有力，并对180师的失误进行了严厉批评。

180师的受损，固然部分原因源于自身，然而，志司及3兵团在指挥与部署上的失误更是关键所在。王近山深感自责，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亲自回国，向毛泽东主席诚恳请罪。

1952年9月，志愿军前沿阵地发起了一场针对敌军的战术反击作战。在我军防线的核心区域，五圣山地区由3兵团的第15军承担守卫任务，其西部与之相邻的是隶属于3兵团的第38军，而东部则是第12军的防区。出人意料的是，3兵团在此次战役中呈现了一胜一负的局面：15军及12军部分部队成功坚守了上甘岭阵地，然而38军在白马山的战斗中却遭受了挫败。这一战果在国内外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拿着如此锋利的武器去杀鸡，为何还要犹豫不决？”最终，江拥辉坚定信念，按照原定计划，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击！

不料，正当部队准备发起进攻之时，主攻白马山的114师340团竟然发生了一名文化教员的叛变，他将我军的进攻计划泄露给了南朝鲜军第9师。面对美军陆、空军火力的强大支援，南朝鲜军第9师展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38军连续投入6个团的兵力，与敌军展开了长达8天9夜的激烈战斗。然而，在反击281.2高地的过程中，我军遭遇了挫折，未能成功巩固对394.8高地的占领，最终承受了惨重的损失。尽管该军成功歼灭了9000余名敌军，但自身伤亡也高达5300余人。

面对我军策略性的反击，美军第9军迅速启动了“摊牌行动”预案，其战略重心直指我15军45师所坚守的五圣山597.9高地及537.7北山阵地。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敌我双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持续时间长达43个日夜，其激烈程度史无前例。尤其是炮火之猛烈，甚至超出了二战期间的任何一场战役。在这场战斗中，敌军共发射炮弹超过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使得我方597.9高地与537.7北山阵地沦为焦土，山石被炸得支离破碎，尘土飞扬，深达一米的程度。我志愿军凭借以坑道为核心的稳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抵御敌军的猛攻，多次击退敌军的反扑，消耗各类炮弹40余万发，总计击毙和击伤敌人2.5万余人（此数据可能存在高估）。然而，我方伤亡人数也达到了1.56万余人，其中15军阵亡5200余人，受伤6200余人；12军阵亡1900余人，受伤2300余人。

上甘岭战役的辉煌战果，凸显了中朝军队防线的日益坚固，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坚守防御的信心。面对敌方有限的兵力和手段，已无法突破中朝军队的坚不可摧的正面防线。自那以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再未发起过任何大规模的攻势。

在上甘岭战役这一著名的历史节点，我军的主力由志愿军第15军担纲。这支充满活力的部队在遭遇突袭时，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与敏捷反应，不仅在惊涛骇浪般的激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更递交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其中，45师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士气高昂，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敢于交锋，勇于拼搏。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他们却建立了赫赫战功，荣获“联司”颁发的嘉奖令。12军的31师等部队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为战役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在此之前，15军在人民解放军中尚不显山露水，然而经过此役，其英勇事迹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声名远扬。该军回国后，于1961年6月被中央军委选中，改建为我军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

1953年春，第三兵团与东海岸反登陆联合司令部实现了合并。四月，许世友同志正式担任了第三兵团司令员的职务。七月，朝鲜半岛的战事终于迎来了停歇的时刻。九月，第六十军依照命令踏上了归国的征途。随后，在1954年的四月与五月间，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也相继圆满完成了归国使命。

守卫旅大，保持原状

1955年1月，志愿军第3兵团部踏上了归国的征途，重回祖国的温暖怀抱，并被纳入东北军区的序列，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的荣誉称号。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自2月21日起，该兵团开始与海军紧密协作，着手接管苏联军队在旅大地区的防卫职责。在整个接管过程中，总参谋部精心调配并组建了与苏军规模相当的陆军、海军、空军部队，以及各类后勤保障机构。4月15日，第3兵团与苏军正式在交接文件上签署了协议。自16日零时起，旅大地区的防卫任务全面移交给了我国军队，苏联军队也陆续启程返回祖国。

5月1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旅大防卫区领导关系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旅大防卫区应由沈阳军区统一领导与指挥。作为该防卫区的核心领导机构，第3兵团肩负着指挥区域内作战行动的重任，同时亦承担着旅大警备行政工作的管理职责。在这一时期，第3兵团负责旅大防卫的首脑人物分别为副司令员曾绍山（1958年12月晋升为司令员）以及副政委杜义德（1957年8月担任政委）。

1959年9月，第三兵团正式更名为旅大警备区，其编制等级得以维持。自此，旅大警备区旗下汇聚了外长山守备区（军级）、守备第一师、守备第二师等众多部队。至1985年9月，沈阳军区的部队经历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整编，旅大警备区的等级由此降至正军级，尽管名称未变，却纳入了守备部队的行列。1992年10月，全军范围内的守备部队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整编，旅大警备区的番号及其编制正式被取消，原属部队得以保留，并整编为外长山要塞区和沈阳军区海防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