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这本著名的军事著作，科学分析和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进程，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这部雄文巨著中，毛泽东提到台儿庄战役达13处之多，以此作为事实论据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论述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战略战术问题。

台儿庄战役为《论持久战》问世提供了契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抗战一开始，尽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一些抵抗，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大片国土沦丧，日军长驱直入。在抗战进行到10个月时，不仅东三省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北部、东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沦入敌手。是战是降？莫衷一是。是胜是亡？众说纷纭。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面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身居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一直思考着中国之命运，抗战之前途。可以说《论持久战》一文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酝酿已久，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为《论持久战》的问世营造了适宜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契机。

1938年春，在国共两党的密切协作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一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此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台儿庄大捷鼓舞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于是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调来70多万军队部署于鲁南和徐州附近，准备打一次徐州会战，再次聚歼日军。而日军也察觉了中国的意图，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调来30余万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尽管中国军队人数远远多于日军，但是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军。

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日军的企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

蒋介石向李宗仁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此时的李宗仁也意识到了严峻形势，危机正一步步地逼近，5月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各路都相继冲出重围。

5月18日晚，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和随行记着1000余人，乘夜色突出敌之包围圈。日军一路杀来，伤亡了万余人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空城。徐州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战役后，毛泽东认为那篇酝酿已久的大作发表时机已经成熟，事实论据已经具备，于是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那孔灯光明亮而温度适宜的窑洞里，毛泽东几乎笔不停歇、夜以继日地写作着腹稿已成的文章，经过8天8夜的呕心沥血，这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初稿终于写成。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演讲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迅速传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行动纲领。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听完介绍，有着十分的兴趣，他让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这册《论持久战》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赞赏：“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 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引用台儿庄战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

在抗战初期，日军凭借精良武器，攻城略地，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在北方，日军沦陷京津，践踏华北，进攻齐鲁，占领山西；在南方，日军攻陷上海，逐鹿华东，屠城南京。一时悲观情绪笼罩全国，“亡国论”甚嚣尘上。一些人认为日本科技发达，国家富强，中国一定不是日本的对手，打也是失败，不如投降。就在此时，台儿庄战役取得巨大胜利。捷报传来，武汉三镇彻夜不眠，华夏九州狂欢不已，笼罩在国内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国际观瞻也出现大变化，欧美对中国抗战坚定了信心，从舆论和物质上开始援助中国抗战，这时一些人又鼓吹“速胜论”。他们认为日本领土狭小，缺乏资源，无法承担大规模战争，所以很快就可以被中国击败。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亡国论”和 “速胜论”一是盲目悲观，一是盲目自大，都对当时的抗战产生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人的头脑。”毛泽东分析道，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于是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反攻战。

引用台儿庄战役论述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台儿庄战役正是采取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发动民众广泛参与而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周恩来指出，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4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则使用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了。周恩来为确保建议能得到落实，专门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前往徐州，面见李宗仁。

张爱萍到徐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李宗仁陈述了四点意见:一是日军骄横，目空一切，占领济南后长驱直入,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二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突出之敌消灭在阵地战和运动战中；三是应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鲁南地区，同日军打上一仗，因为鲁南平原、山地、丘陵、河流兼备，地形复杂，乃伏兵用武之地。如获得一次胜利，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四是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开展游击战，袭扰敌人后方，我党地方组织可以发动民众破坏敌人交通线。李宗仁听了很高兴，说道：“请你转告周主任，静候佳音。”

在具体战术上，毛泽东更是引用台儿庄战役来阐述。如在论述绝对的优势和劣势时，毛泽东指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

在论述主动被动时，毛泽东指出：“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

在破坏日军的自信心上，毛泽东又列举了台儿庄战役。由于日军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加之长期受武士道和效忠天皇的教育以及对鬼神的迷信，有自信傲慢，对中国人轻视等特点，宁死不降，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但是如何破坏日军的自信心，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

在“乘敌之隙的可能性”一节中，毛泽东连续六次引用台儿庄战役，论述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前和之后在战略和战役上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我们有可乘之隙。概括起来说，日军大的错误有五条：一是逐渐增加兵力。由于日军对中国军民抵抗能力估计不足，认为中国“一盘散沙”，不值一打，少出点兵力，实行“速决”，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加上其自己兵力不足，“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二是没有主攻方向。毛泽东说：“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主要原因是日军的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毛泽东指出：“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五个错误，“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

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阐述他的战略战术时，台儿庄战役是一个有力的事实论据，并且多次充分引用。

《论持久战》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周恩来将《论持久战》寄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读完后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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