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1年7月12日（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初七日），一位十八岁的青年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船。他是奉命前往德国代表清政府就克林德被杀事件去致歉的。

我们在载漪篇的故事中曾经写过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

代表国家出使德国的是二代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载沣。虽然克林德被杀事件跟他本人没有半点关系，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这个锅必须由他来背。

之所以让他背锅，大致有这三点原因。

首先是他的亲王身份，清政府为表诚意，必须派一个够分量的人物前往，放眼朝廷内部，分量能比他重的人，恐怕也只有太后跟皇帝两人了。

第二点因为他不仅是亲王，还是皇帝的亲弟弟，因此在德国看来，让这样一个人卑躬屈膝就约等于让清朝皇帝亲自向德皇道歉了。

第三代就是因为他在新一辈的宗室中名声颇佳——少年老成，学问好，待人接物也非常得体，派这样一个人出使德国，太后也能放心。

就这样，载沣带着使命远渡重洋，开始了驶向欧洲的漫漫长路。

与此同时，远在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却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要在满目疮痍中重建政府，重塑权威。

从戊戌到庚子，这三年间老太后各种不断刷新下限的操作，让自甲午战争以来就不断崩解的国内秩序终于跌到了谷底。进入20世纪之后，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她个人的权威都到了她执政以来的最低点。中央基本上失去了对东南地方督抚的号召力，同时在中枢政坛中，也因为几年来连续不断的争斗和政治清洗以及庚子国难后为了跟洋人议和而对重臣们的追责，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自光绪以来形成的几大政治派系，如清流党、醇系、淮系北洋、帝党、后党、维新派、顽固派，都化为了历史名词。甚至于，庚子年那套军机处的班子，全须全尾留到最后的，居然只剩下了荣禄和王文韶这一对老油条。这已经是字面意义的无政府状态了。

为此，慈禧特地召鹿传霖赴西安行在，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这位年近70，屡任封疆的老臣终于成为晚清政府的话事人之一。

鹿传霖是直隶定兴人，他的家世非常显赫。自其七世祖自万历年间中进士开始算，三百年来，定兴鹿氏出了十二个进士，三十多个举人。虽然他在后世的名气可能赶不上同为直隶大佬的李鸿藻和张之洞，但若说他是直隶帮的核心人物也毫不为过：他是张之洞的姐夫，李鸿藻的表叔（但年龄比李鸿藻小）。并且他在陕西巡抚任上时跟时任西安将军的荣禄结成莫逆之交，此次入枢，荣禄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这样看来，中枢的三位老臣，王文韶最为年长，已七十一岁，荣禄和鹿传霖同年，六十五岁，所以为了补充一些新鲜血液，慈禧特地又召了一位正值盛年的新锐，也就是被称为“最后的清流”的瞿鸿禨。

瞿鸿禨刚满50岁，算是春秋鼎盛，年富力强。他是湖南长沙人，同治十年进士，仕途一路顺遂，按照翰詹科道的清流路线按部就班的升迁。瞿鸿禨思想比较新派，又与翁同龢一派保持了距离，还非常有幸地在戊戌政变中未受牵连——他这个背景的人，能够一路苟到辛丑年，也算运气颇佳。他一路跟随銮驾逃到西安，并在慈禧作秀般的“广开言路”中积极表现，赢得了两宫的认可。

这样一来，西安行在的军机处算是可以挂牌营业了。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个军机处的班子实际上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质。

首先是这三位老臣，加一块200多岁了，此时荣禄的身体已经很差了，鹿传霖耳背得厉害，三个老头老眼昏花，以至于朝会时闹了一个大笑话：鹿传霖踩了荣禄的袍子，荣禄起身时跌倒又带倒鹿传霖，再顺势又把王文韶砸倒，三个白胡子老头滚作一团，引得慈禧哈哈大笑。军机处的大事小情，其实都是仰仗瞿鸿禨这个少壮派进行处理的。

所以在慈禧的设计中，未来应该是要重用瞿鸿禨的。可瞿鸿禨目前的资历以及过往经验显然还不足以表达挑大梁，况且看慈禧之前用人的习惯，她也没有重用这种缺乏地方施政经验的清流汉臣来负责实务的习惯。

在她心中，现在可以顶替荣禄王文韶一对老油条的，另有其人。

此人就是时年六十三岁，正留守北京，负责与洋人交涉的庆亲王奕劻。老庆一直在总理衙门供职，因此对外交涉他责无旁贷。庚子年他跟荣禄一样，并没有跟载漪他们混到一起去，因此在洋人心中他还算是个正面人物，未被追责。由于跟他背景类似的那帮宗室基本上全翻车了，他本人官位、辈分都很高，就一下子就成了宗室中的领军人物——可见在一个处于下降期的组织内部，不惹祸、不折腾，能够苟住才是硬道理。

奕劻私德不行，能力也只能说是凑合，但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听话——他能有今天的位置主要是跟慈禧家族的私谊以及长久以来对慈禧的忠心不二。慈禧并不认为他是个能臣，但坚信他是个忠犬。奕劻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由于庚子年载漪的暴走，导致大部分近支宗室，包括惇邸和恭邸的后人都卷入其中，奕劻几乎是唯一一个未受影响的实权宗室。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去介绍辛丑年的政局呢？因为写政治人物就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否则他们很多行为就难以解释。因此，请允许我再费一些篇幅，详细介绍一下进入20世纪时清朝的政治形势。

政治行为是人类最为复杂，最难以预测的行为，政治行为的主体自然是人。因此政治权力斗争往往就体现在人事卡位上。这一点慈禧太后的理解堪称透彻。

清朝本身的制度设计，从前期到中期，是不断为专制君主量身定制的。简言之，就是君主本人的能力越强，这套制度就越合适。而慈禧本人限于身份、学识和心理状态，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因此不论她集权的愿望多么迫切，也必须在台前依赖一个靠谱的外臣团队来履行专制君主的职能。

而从她跟奕訢合作二十多年龃龉不断，奕譞当政期间的各种打压以及光绪亲政后屡起摩擦最终母子反目的情况来看，她一方面要靠这个台前的操盘者去处理日常政务，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失去最高决策者的权威，在这种心态下，跟操盘者的互动不佳，就简直是一种必然了。

替她操盘的，能力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思想不能太顽固，也不能太激进；操守不能太差，当然也不能太好，最关键一点是，这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不能拂逆她的心愿。所以她始终秉承着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把心腹当耗材，用过即抛，绝不容忍操盘者成为她之外的新政治核心。

从这个视角看，两个亲王一个皇帝其实都是这个思路下的牺牲品。更为关键的是，当一种政治态势形成后，所有参与政治行为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按照当前的游戏规则行事，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成为了这个规则的维护者，越是靠近高层，就越是如此。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两年，朝廷中枢所有的政治伦理和职业道德都被抛诸脑后。而从两宫刚开始临朝到庚子国变，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中枢人马换来换去，搞得每批人马的谢幕都极其狼狈，压根也没有什么政治遗产遗留下来。

清朝统治的两大核心支柱，简略而言，就是满蒙贵族加汉族士大夫。然而在世纪之交，这两大支柱都分别迎来了自己的最衰弱时刻。

首先看满洲人，众说周知，清朝始终是要贯彻满洲本位制的，但在这个阶段，似乎这个“国本”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八旗满洲已经失去了他们继续存在的土壤。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很大原因是他们是维持帝国武力的存在，当他们无法再为国家征战时，被历史抛弃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神机营和昆明湖水师实际上是两次挽救满洲的尝试，但不出意外的，这两次尝试都败得干脆，最后在庚子国变中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进入20世纪之后，八旗满洲已经彻底被判了死刑。荣禄大概算是最后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满洲官僚，但他从起复到重回权力核心，其实也充满了偶然性，况且他其实是在同治朝就已经走到六部尚书的高位上，只不过因党争被边缘化，说到底还是“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时代的遗留者。

满洲的没落，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武德越发费拉不堪的原因——没有军功就没有升迁，有志于在官场有所作为的就只能去当笔帖式或者去跟汉人卷科举，虽然清政府在这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但说到底有官做跟有政治地位是两件事，绝大多数非宗室出身的满人都只能沦为权贵的附庸，而不是成为权贵本人。

满人最大的难题就是没官做就没有一切，由于国家政策对这些人的诸多限制以及人口上的绝对劣势，导致他们如果失去政治地位，其所能运用的社会资源就极其有限。因此他们对“差使”的渴求程度就远高于汉族官僚。这也是他们尽管人才凋零但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政治资源的原因——作为支柱，他们可能永远扶不起了，但作为“家奴”，他们要比汉族人可靠得多。

汉族士大夫集团的情况稍好，毕竟他们的经济状况要远优于八旗，身上也没背负着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这种“好”其实是建立在士绅阶级庞大的规模上，或者说，当官运不济或是自身的主张得不到认同时，他们还可以返乡做富家翁，手中仍然握有足以令人艳羡的资源，这就是很多世家大族能够从明入清绵延几百年的原因。

如果仅从中央政坛来看，其实汉族士大夫遭受的暴击甚至要比满蒙还要大得多。因甲申易枢和戊戌政变，慈禧对北派清流和帝党的打击是成体系、全方位的，一南一北，一个拦腰斩断，一个连根拔起，他们压根没有真正形成政治地位的传承就都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清流们永远存在，但其离中枢大佬越近，所受的打击就越大。而重新发育则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可问题是，谁会给你时间呢？

而唯一一个几十年来能够有传承、有遗产的派系，在北洋。

北洋这个“地方派系”之所以形成，核心原因就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干了太久——从同治十年到光绪二十年，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出了丁忧短暂去职外，他在同一地点担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冠绝清朝。同时，由于北洋大臣负责的业务庞杂，他又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专业化的幕僚团队，包括外交、关税、企业、厂矿、码头、航运、铁路、电报，其中最关键的是新式军队和军校。鼎盛时期的北洋，宛如一个国中之国——虽然很多搞法都是权宜之计或者先落地后审批的违规之作。中国现代化的到1，北洋功不可没。

在李鸿章原本的计划中，他确实是把北洋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去打造的，尤其是在人才方面，不论是军事人才还是内政外交经济人才，他的眼光极为超前，优先考虑留洋归国的，数量不够那就请老师来北洋培养，总而言之，北洋的人才储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的政坛中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帝党始终视李鸿章为眼中钉的原因之一。

虽然甲午战败后，海军、淮军尽墨，老李自己被人从老巢天津揪了出来，他之前所设计的各种人事接班安排全成虚话，但北洋是有实体的，它旗下的港口、企业、工矿和学校仍然在运转，中下层官僚仍然是北洋的支柱。

荣禄接管北洋后，北洋的运作并没有脱离李鸿章铺好的轨道，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淮系北洋上层的毁灭，恰恰为这些原本不在李鸿章计划范围内的人员提供了发挥的空间。而这些人的代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军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