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让中央红军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被迫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然而，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长征初期，由于错误的指挥，红军依旧节节失利，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战士们的鲜血几乎染红了整条江水。短短一战，八万多人的队伍锐减到三万余人，无数革命的骨干倒在了冰冷的江水中。面对此情此景，毛主席心如刀绞，他曾立下重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洋钦差的瞎指挥

这场悲剧的根源，要追溯到1933年。一位名叫李德的“洋钦差”来到了中央苏区。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手里只有一本本僵硬的教条，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和博古、王明凑在一起，开始排挤在根据地深孚众望的毛主席。

他们认为毛主席是“土包子”，和他们这些“海归”不是一个层次。先是在赣南会议上撤销了毛主席的苏区代书记职务，又在宁都会议上剥夺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将他彻底架空。当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和两百多架飞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李德竟然喊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装备落后的红军去和敌人的碉堡阵地硬碰硬。结果可想而知，中央苏区损失惨重，被迫转移。

担架上的新同盟

湘江的惨败，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赢，这次却输得这么惨？唯一的不同，就是指挥官不再是毛泽东。让毛主席重回指挥岗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危急关头，一个人率先找到了毛主席，共同探讨红军的未来。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其实，在长征出发前，李德拟定的随军名单里根本没有毛主席的名字，是王稼祥站出来质问博古，才迫使他们把毛主席加了进去。长征路上，毛主席患上疟疾，王稼祥也因旧伤复发，两人都躺在了担架上。这特殊的“担架之交”，让他们有了充足的时间深入讨论。毛主席指出，打仗必须结合实际，绝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他的远见卓识，深深折服了王稼祥和同行的张闻天。

遵义城里的交锋

1935年1月15日，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了。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剑拔弩张。博古率先发言，却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敌强我弱”，对自己的指挥失误闭口不谈。这种态度让所有人都心生不满。紧接着，周恩来同志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尖锐地指出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张闻天更是拿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从理论到实际，把博古等人的错误批驳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前线将领们的强烈共鸣。第二天，毛主席的发言更是直指核心。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博古李德的指挥是初期冒进、中期保守、后期逃跑，更用了个形象的比喻，说他们的战术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有理有据，众人纷纷赞同。

投下关键一票的人

会议陷入了僵局。旧的指挥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但毛主席提出的新路线，在当时看来也充满了未知和风险。到底该何去何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一个人身上——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他的分量举足轻重。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表态：“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接着说，红军必须由毛泽东这样了解中国实际、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来指挥，必须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点燃了会场，打破了僵局。

结语

王稼祥的发言，让许多原本犹豫的同志下定了决心。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相继表态，坚决支持毛主席。最终，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确立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这正是毛主席晚年时常感慨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为他投下了“关键的一票”。这一票，不是一张纸质选票，而是在革命最危险的关头，一次挽救全局的政治表态。它扶起了毛主席，也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