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张茜一家

在我看来，陈小鲁在许多方面都颇似他的父亲，这或许正是他母亲对他格外偏爱的一个关键因素。

陈毅性格鲜明，坦率直率，心胸宽广，文学素养深厚，虽偶有急躁，却深受同事和部下的喜爱。

例如，在1940年，新四军筹划向江北地区拓展之际，张茜随叶飞一同渡江。与此同时，陈毅则留驻江南的茅山地区。恰逢惠浴宇需前往叶飞处处理事务，正处于热恋中的陈毅便给张茜寄去了一封情书，将其封好交由惠浴宇转交。

惠浴宇曾任1950年代江苏省长。

叶飞见到惠浴宇来了，就请他吃饭。吃饭聊天当中，惠浴宇说漏嘴了，他说：“陈军长让我带了一封信给张茜。”叶飞说：“那就是情书呀，拿出来看看。”惠浴宇说：“军长的信你能看吗？”

叶飞及其手下迅速将惠浴宇制服，于桌上搜出了那封神秘的信件。他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浏览一番后，不禁赞叹道：“陈老总不仅擅长征战沙场，便是撰写情书，亦堪称妙手偶得。”

惠浴宇颇感尴尬，原本封好的情书，却被人强行拆阅。面对人多势众的困境，他无力回天。随后，他将信递给了张茜，带着歉意解释道：“这封信已经被叶司令他们翻阅过了。”张茜却淡然回应：“没关系。”

随后，惠浴宇重返江南，仅告知陈毅信件已送达，却未曾透露此事。未过多时，他再次前往江北，陈毅嘱托道：“汝可再为张茜捎去一封书信。”

惠浴宇瞥见信封并未闭合。他道：“司令，这封信并未封口呢。”陈毅回应道：“封口又如何？你们终究是要查看的。”

陈毅很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和几位老帅都来家里做过客。地方的同志来北京开会，陈毅也照例要做东，请他们来家吃饭。今天到那儿要吃顿饭了，明天又找个谁吃饭了，当然，这样一来开支就太大了，张茜有时就要同陈毅算算账。有次超支太多，陈毅一看账单大吃一惊，赶快向张茜保证：“一少请客，二少吃请，少欠账，三多写稿子赚钱填窟窿。”

陈毅勇于直言。1967年二月，众多老干部对“文革”政策积怨甚深，曾引发一场轰动一时的“怀仁堂事件”，该事件被冠以“二月逆流”的称号。

逆流顶流：陈毅。

老帅们看到最高领袖的作为，都生气了。其实，三十几年前，毛泽东和他们还是称兄道弟的，这时候，他们也口无遮拦。

张春桥等人当晚向领袖汇报。起初，领袖还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发发牢骚而已，因为触及他们的利益甚至灵魂了，说几句难听话也正常。但是，当听到陈毅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时，有人进言，这句话“矛头对着林彪，也批评到主席”，这时候毛泽东变了脸。

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议中发表言论：“我即将离去，林彪亦将同行！陈伯达、江青将面临极刑！康生将被发配边疆！文化大革命小组将进行改组，由陈毅担任组长一职，谭震林、徐向前则担任副组长。此外，我计划邀请余秋里加入，并吸纳薄一波、安子文等叛徒作为成员。若认为力量不足，那么便邀请王明、张国焘归来。若力量依旧不足，那便不妨邀请美国和苏联一同加入。”

当时，康生在场，他直言从没见过主席如此动怒。

实际上，陈毅此时似乎已淡忘了那段历史。昔日红军初登井冈山，领袖尚称“毛委员”或“老毛”之际，陈毅便曾对毛泽东进行过批判，并一度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毛泽东对此事铭记于心，新仇旧恨叠加，已不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趋势。

依我看，陈小鲁的性情相较于他的父亲而言更为温和，这主要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沙场的生死考验。

陈小鲁不顺心就离开。

他在39军的表现颇为不俗，然而，他的思想觉悟显然超越了普通基层军官。因此，对于众多政治运动，他显得兴趣缺缺。于是，他向岳父粟裕提出请求，希望能调至军委总部任职。

▲1983年秋季，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楚青、粟裕、陈正国、粟惠宁；后排自左至右则为粟戎生、陈小鲁。

岳父持反对意见，他坚信，投身军旅，理应在基层乃至野战部队中磨砺。尽管如此，面对女婿的坚持不懈，陈小鲁最终还是被调至总参二部。粟裕，作为开国元勋，位列十大将之首，曾担任过总参谋长一职。此外，他与陈毅共同执掌三野，两人堪称关系紧密的战友。

战友间的深厚情谊最终升华成了儿女的姻亲，实乃一段佳话。众人或许会想，这不过是前辈友谊的传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国之后，陈毅与粟裕的关系并未保持紧密，反而逐渐产生了些许隔阂。

隔阂主要源于两个层面：一方面，在于战争时期军事决策理念的差异。粟裕被誉为卓越的将领，尽管其职务位于陈毅之下，但中央认可其可以直接越级向中央汇报。在诸多分歧中，中央往往站在粟裕一边，给予其坚定的支持。

在战争岁月，此类事情不足为奇，毕竟那是工作上的安排，两人间的友谊依旧深厚。随后，毛泽东欲将陈毅调离，打算让粟裕担任三野的司令。然而，粟裕坚决主张陈毅留下，哪怕是担任名誉职务也行。据说，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竟有放着司令职位不做的军人。

▲陈毅、 粟裕

隔阂出自建国后。

1954年，毛泽东亲自提名粟裕接任总参谋长一职，并特地委托朱德、陈毅两位元帅与粟裕进行深入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对粟裕明确指示：“遇有要事，务必及时向我汇报，可直接与我取得联系。”

粟裕未意识到这点。他纯粹是一位传统的军人，不善于应酬交际。在他看来，总长之上还有国防部长以及军委秘书长，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军队事务，似乎有越级之嫌。这样的行为似乎不太妥当，他并不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

若一切顺遂，自是无须多言，然而他却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生出了龃龉。

彭老总素来行事果断，偏好集权，对部下的创新往往限制颇多。粟裕则个性鲜明，见解独到，不拘泥于常规。二人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矛盾亦随之而生。

此刻，粟裕深感有必要向毛泽东进行一次汇报。因此，在1958年中共八大召开之际，他主动与毛泽东进行了会面。然而，不知何故，毛泽东并未亲自接见。或许是因为筹备八大事务繁忙，或许是因为久未见面而显得生疏，亦或是那时毛泽东已决意更换人选。无论如何，毛泽东最终委托陈毅与粟裕进行交流。

“你这是虚伪！”

在此次会议上，陈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粟裕的骄傲自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言辞颇为尖锐。

坦白而言，在党内斗争中，一方面需明确选择立场，另一方面则需直言不讳，这无非是为了彰显立场之坚定。在负责中央文献整理工作时，我曾浏览过众多中央档案，其中会议记录中的激烈交锋令我颇感震惊。

粟裕此后被降级，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被告知不得再与军队有任何接触。

粟裕心中不禁生疑：陈毅，你向毛主席汇报时究竟说了什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粟裕、楚青夫妇

日后再谈，杨尚昆向粟裕的夫人透露了这段往事：“粟裕曾得罪了两位元帅以及半位元帅。其中两位元帅分别是彭德怀与聂荣臻，二人皆曾与粟裕共事过。而所谓的半位元帅，则是指陈毅。”

自1958年起，陈毅与粟裕两位昔日战友之间的联系日渐稀少。

然而，历史终究不容抹去，粟裕与陈毅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依然存续。陈小鲁回忆道：

“我岳父大人对我始终关怀备至。记得有一次，谈及我父亲的离世，他的眼角泛起了泪光。他深情地对我说，若非你父亲当年引领我们走上井冈山之路，我们恐怕至今仍不知身陷何方。”

陈小鲁与粟裕结亲，与双方长辈关联并不显著。

陈小鲁与粟裕将军之子粟寒生交情匪浅，他们同是四中的初中校友，年纪相仿，时常一同嬉戏。1971年，陈小鲁返乡北京，粟寒生亦从军中请假回家，两人重逢，相约共度时光，并携同粟寒生的妹妹粟惠宁（小惠）一同前往。经过几次相聚，两人渐生情愫，进而坠入爱河。

1975年8月，他们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自此，陈小鲁便定居于粟家。在小鲁的母亲离世之际，粟裕夫人躺在病榻之上，对张茜深情地承诺：“请放心，我们会悉心照料小鲁的。”

两家友谊延续至今。

陈小鲁在从军生涯结束后，亦投身商界，曾历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等职。然而，坦白而言，他并非经商的料，并未在商业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预料之中的，因为身为“红二代”要想真正成为杰出的企业家，难度之大，几乎可以说近乎不可能。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往往并不真正懂得社会的本质，他们所交往的对象要么是同类，要么是曲意逢迎之辈，因此，他们很难真正洞察人心。更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自以为无所不能。

在众多我结识的红二代中，陈小鲁算是个相当出色的人物，然而，他在商海搏击的过程中，依旧遭遇了挫折。

呛水之事，非谓损失财资，实则相反，众人普遍以为他赚取颇丰，甚至不惜赠予其“中国首富”的荣誉称号。

纯属虚构。

问题在吴小晖。

陈小鲁与吴小晖的相识颇为早些。当时，陈小鲁在温州地区供职，于县经贸局或工商局担任职务。他的直接上司是刘锡荣，而刘锡荣的父亲，正是刘英——浙西南根据地的创立者，同时也是粟裕的资深战友。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粟裕担任师长，刘英则身兼政委重任。关于刘英，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被誉为“红军中的关公”。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即便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刘英也忍受着重伤的剧痛，接受了手术。

自刘英于1942年英勇献身，粟裕将军便始终对她家属保持着深厚的关怀。刘锡荣的姐姐后来投身于军事科学院的科研事业，二人之间也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两家之间情谊深厚，如同一家。

刘锡荣曾特地委派吴小晖携带他的问候，从浙江赴京，拜访粟裕的家人，由此陈小鲁也得以结识了吴小晖。

“我不要股权，也不要工资。待到老父与老岳父的百年诞辰之际，计划举办一场纪念活动，并印刷一些画册，这些费用还望各位予以赞助。”

吴小晖自然一口应允。陈小鲁又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言道：“再者，我们年纪渐长，偶尔也想要外出走走，能否请你在旅游和差旅费用上给予报销，这就足够了。”彼时，安邦保险尚未成立。

据我所知，陈小鲁并未攫取任何股权或薪酬，而安邦确实资助了若干活动，他的海外之行亦由安邦承担费用。这些金额对于安邦而言或许微不足道，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却是一笔巨款。吴小晖事件爆发后，相关部门要求陈小鲁予以协助调查，并责令其退还相关款项。

陈小鲁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吴小晖提供了支持？

主要是两件事：

首先，我们提供公司发展战略的咨询服务。针对客户的各种疑问，无论是涉及政治、经济等宏观趋势，还是其他相关问题，我们都会为其提供专业的咨询。特别是在2012年及稍后时期，我国外汇储备丰厚，国家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陈小鲁便建议他们应着手进行海外布局，因为他预见到美元正逐步步入升值轨道，而人民币从长远来看则有可能贬值。因此，公司资产应进行全球化配置，并分散持有不同货币，这正体现了“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

次之，便是为他提供“站台”支持。所谓“站台”，意指降低官员干预或刁难的几率。在中国官场文化中，官员与民营企业家间存在不平等现象。凭借陈小鲁身为红二代的显赫身份及自身的丰富资历，他备受尊敬，因此在处理与政府相关的某些事务时，他的出面往往能使得事情的处理变得更为顺畅。

陈小鲁亲述。

据悉，吴小晖得以成为邓家孙女婿，陈小鲁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介绍作用。

邓家孙女卓苒，乳名棉棉，于婚礼之际，陈小鲁携吴小晖一同出席。正是在此场合，吴小晖与邓家结缘。他敢于在婚礼现场对新娘子发起追求，这便是吴小晖的“敢想”精神。将想法付诸行动，便是“敢干”，而最终的成功，则彰显了他的“本事”。

身披邓家孙婿的荣耀光环，吴小晖在商界浩瀚的海洋中更是畅游无阻。

自然，这样的境遇也在陈小鲁的身上留下了浓重的阴霾。可以说，在他生命的余晖中，他始终笼罩在忧郁的氛围之中。

陈小鲁的父亲于71岁离世，离世之际，他亦郁郁寡欢，仿佛命运的轮回在两代人之间悄然上演。

在生命的暮年，陈小鲁毅然决然地发起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他带领北京八中的“老三届”校友，对在“文革”期间遭受批斗与冲击的恩师们，进行了集体道歉，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13年8月18日，八中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在其同学会博客上发布了数张反映“文革”初期八中校领导接受劳动改造的珍贵照片。黄坚特此附上了一段注释：

对不起，我们真诚地为过去的行为道歉！”

陈小鲁曾任八中革委会主任，他深知即便自己未曾亲自参与过斗殴事件，仍需承担不可免除的责任。尽管他曾在私下向几位教师表达过歉意，但此举仍不足以构成正式的道歉。这样的反思，对于“文革”的回顾与反思至关重要。

此事随即启动。

六日后，即8月24日，他们专程拜访了86岁的李阿玲老师。李老师昔日担任八中教育处主任，在“文革”期间，她首当其冲，遭受了学生的批斗，承受了诸多苦难。

李老师的伴侣，刘征老先生，昔日亦曾在八中执掌教鞭。陈小鲁回忆道：

“久违的师恩，我们理应早日前来拜访。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我们老三届的学生中有人曾对老师犯下过错。身为那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我曾发起对校领导的反抗，组织了对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干部的批判集会，却未能阻止校园内的暴力冲突。这些年来，我心中始终充满愧疚。今日，我不仅代表那些曾伤害老师的同窗，更以个人的名义，向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刘征老师赞许道：“你们做得很好，这正是所谓的‘光明磊落’！”

随后，他们特地探访了老校长温寒江，并召集了十几位校友代表，与昔日教导我们的几位老教师共聚一堂。在会上，陈小鲁发表感言道：“我们的道歉，实乃源自内心的真诚，同时也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我净化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尽管外界不乏非议，有人指责他炫耀自我，有人质疑他为何在半个世纪后才道歉，甚至有人猜测他有所图谋，但陈小鲁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他曾言：

我一生所见证的历史事件中，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之一。然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者群体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显得避而不谈，而民间学者则因条件所限，难以深入研究。因此，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停留在浅层，深入的反思更是难以触及。在这种背景下，现今的许多人对于“文革”往往持一种漠视甚至遗忘的态度，这亦是情理之中。许多当事人从个人立场出发，也不愿再去触及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不愿再次揭开那道伤痕。然而，历史终究无法被回避。

当然，“文革”只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然而，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深刻领悟到了社会的体制及其弊端。我之所以后来投身于改革事业，对共产党体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对它的改革抱有期待和行动，追溯其根源，这些观念的种子无不源于那场文化大革命。

很深刻的认识。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不幸因突发性大面积心肌梗塞，在海南三亚与世长辞。